转帖：杨绛：走到人生边上

火凤凰

2005年1月6日，我由医院出院，回三里河寓所。我是从医院前门出来的。如果由后门太平间出来，我就是“回家”了。
   
    躺在医院病床上，我直在思索一个题目：《走到人生边上》。一回家，我立即动笔为这篇文章开了一个头。从此我好像着了魔，给这个题目缠住了，想不通又甩不开。这篇短短的小文章，竟费了我整整两年半的时光。废稿写了一大叠，才写成了四万多字的《自问自答》。
   
灵与肉的统一
   
    每个人一辈子的行为，并不是一贯的。旁人对他的认识，也总是不全面的。尽管看到了他的一生，各人所见也各不相同。不过灵与肉的斗争，也略有常规。
   
    灵性良心人人都有。经常凭灵性良心来克制自己，就是修养。这是一种功力，在修炼中逐渐增强，逐渐坚定。灵性良心占上风是能做到的；灵性良心完全消灭肉欲，可说办不到。
   
    我偶在报上看到一则报道(2006年10月18日《文汇报》)，说上海徐汇商业区有一栋写字楼，原先是上海最大的天文台。我立即记起徐汇区天文台的创始人劳神父(Père Robert)。徐汇区天文台是马相伯领导下，由劳神父创办的小天文台扩大的。那是一座简陋的小洋房，上面虚架着一间小屋，小屋里有一架望远镜，可观察天体。劳神父每夜在那里观看天象。楼下是物理实验室，因为劳神父是物理学家。他的职业是徐家汇圣母院的驻堂神父，业余研究物理，曾有多种发明，如外白渡桥顶的气球，每日中午十二时准时升起，准确无误，相当于旧时北京正午十二时放的“午时炮”。我在启明上学时，大姐姐带我去看劳神父，他就和我讲有趣的故事，大概这就是他的休息。在我心目中，他是克制肉欲，顺从灵性良心的模范人物。上海至今还有一条纪念他的劳神父路。
   
    还有一位是修女礼姆姆，我在启明上学时的校长姆姆。她没有后台，当了二十多年校长，暮年给一位有后台的修女挤出校长办公室，成了一名打杂的劳务工。她驯顺勤谨地干活儿，除了晚上规定的睡眠，一辈子没闲过，直到她倒地死去。她的尸体，由人抬放床上，等待装入棺材。她死了好半天，那颗心脏休闲了一下，忽又跳动起来。她立即起身下床工作，好像没死过一样。她又照常工作了好多天，不记得是十几天或几十天后，又倒地死了。这回没有再活过来。
   
    这两位修士，可说是灵性良心占上风，克制了肉欲。但他们是职业修士。在我们普通人之间，道高德劭，能克己为人的也不少，很多默默无闻的人都做到了克制“小我”而让灵性良心占上风。尽管他们达不到十全十美，人毕竟是血肉之躯，带些缺点，更富有人情味吧。只要能认识自己的缺点，不自欺欺人，就很了不起了。
   
    修养不足就容易受物欲的引诱，名利心重就顾不到灵性良心了。我们这个人世原是个名利场，是争名夺利、争权夺位的战场。
   
    我九岁家居上海时，贴邻是江苏某督军的小公馆，全弄堂的房子都是他家出租的。他家正在近旁花园里兴建新居。这位督军晚年吃素念佛，每天高唱南无阿弥陀佛。我隔窗看得见他身披袈裟，一面号佛，一面跪拜。老人不停地下跪又起身，起身又下跪，十分吃力。他声音悲怆，我听了很可怜他。该是他在人间的“战场上”造孽多端，当年把灵性良心撇开不顾，垂老又良心发现了。
   
    我12岁迁居苏州。近邻有个无恶不作的猪仔议员。常言：“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他怎样不择手段，巧取豪夺，同巷人家都知道。他晚年也良心发现，也信佛忏悔，被一个和尚骗去大量钱财。这种人，为一身的享受，肯定把灵性良心弃置不顾了，但灵性良心是压不灭的。
   
    也有一种人，自我膨胀，吞没了灵性良心。有一句至今还流行的俏皮话：“墨索里尼永远是正确的，尤其是他错误的时候。”他的自我无限膨胀，灵性良心全给压抑了。希特勒大规模屠杀犹太人，已是灭绝天良。只有极权独裁的魔君，才能这般骄横。他们失败自杀的时候，不知他们的灵性良心会不会再现。
   
    所谓灵与肉的妥协，需要解释。因为灵性良心既然不争不斗，屹立不动，灵性良心是不妥协的。妥协的是代表肉体和灵魂的“我”。不断斗争是要求彻底消灭对方。我们往往说：“世上还是好人多”。这就是说，大凶大恶只是少数，完美的圣人也只是极少数的。处于中间地位的大多数，虽然不是圣人，也算是好人了，其实他们只是对自己不够明智，不自觉地宽容了自己，都自以为已经克制了“小我”，超脱了私心，不必再为难自己，可以心安理得了。其实他们远没有达到这个境界，只是不同程度的自欺欺人。自欺不是故意，只是自知之明不足，没看透自己。
   
    每个人如回顾自己一生的经历，会看到某事错了，某事是不该的。但当时或是出于私心，或是出于无知，或虚荣，或骄矜等等，于是做了不该做的事，或该做的没做，犯了种种错误。而事情已成过去。灵性良心事后负疚抱愧，已追悔莫及。
   
命与天命
   
    回顾自己一生，许多事情是不由自主的，但有些事是否由命定，或由性格决定，或由自由意志，值得追究。
   
    抗日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某高官曾许钱锺书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位。锺书一口拒绝不要。我认为在联合国任职很理想，为什么一口拒绝呢?锺书对我解释：“那是胡萝卜。”他不受“胡萝卡”的引诱，也不受“大棒”的驱使。我认为他受到某高官的赏识是命。但他“不吃胡萝卜”是他的性格，也是他的自由意志。因为在那个时期，这个职位是非常吃香的。要有他的聪明，有他的个性，才不加思考一口拒绝。
   
    又如我28岁做中学校长，可说是命。我自知不是校长的料，我只答应母校校长王季玉先生帮她把上海分校办成。当初说定半年，后来延长至一年。季玉先生硬是不让我辞，但是我硬是辞了。当时我需要工作，需要工资，好好的中学校长不做，做了个代课的小学教员。这不是不得已，是我的选择。因为我认为我如听从季玉先生的要求，就是顺从她的期望，一辈子承继她的职务了。我是想从事创作。这话我不敢说也不敢想，只知我绝不愿做校长。我坚决辞职是我的选择，是我坚持自己的意志。绝不是命。但我业余创作的剧本立即上演，而且上演成功，该说是命。
   
    我们如果反思一生的经历，都是当时处境使然，不由自主。但是关键时刻，做主的还是自己。算命的把“命造”比作船，把“运途”比作河，船只能在河里走。但“命造”里，还有“命主”呢?如果船要搁浅或倾覆的时候，船里还有个“我”在做主，也可说是这人的个性做主。这就是所谓个性决定命运了。烈士杀身成仁，忠臣为国捐躯，能说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中注定的吗?他们是倾听灵性良心的呼唤，宁死不屈。如果贪生怕死，就不由自主了。宁死不屈，是坚决的选择，绝非不由自主。做主的是人，不是命。
   
人需要锻炼
   
    人有优良的品质，又有许多劣根性杂糅在一起，好比一块顽铁得火里烧，水里淬，一而再，再而三，又烧又淬，再加千锤百炼，才能把顽铁炼成可铸宝剑的钢材。黄金也需经过烧炼，去掉杂质，才成纯金。人也一样，我们从忧患中学得智慧，苦痛中炼出美德来。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这是我们从人生经验中看得到的实情。
   
    要求世界和谐，首先得治理本国。要治国，先得齐家。要齐家，先得修身。要修身，先得正心，就是说，要摆正自己的心，先得有诚意，也就是对自己老老实实，勿自欺自骗。不自欺，就得切切实实了解自己。要了解自己，就得对自己有客观的认识，所谓格物致知。
   
    了解自己，不是容易。头脑里的智力是很狡猾的，会找出种种歪理来支持自身的私欲。一个人如能看明自己是自欺欺人，就老实了，就不偏护自己了。这样才会认真修身。修身就是管制自己的情欲，超脱“小我”，而顺从灵性良心的指导。能这样，一家子可以很和洽。家和万事兴。家家和洽，又国泰民安，就可以谋求国际间的和谐共荣，双赢互利了。在这样和洽的境界，人类就可以齐心追求“至善”。
   
    修身——锻炼自身，是做人最根本的要求。天生万物的目的，该是堪称万物之灵的人。但是天生的人，善恶杂糅，还需锻炼出纯正品色来，才有价值。这个苦恼的人世，恰好是锻炼人的处所，好比炼钢的工厂，或教练运动员的操场，或教育学生的教室。这也说明，人生实苦确是有缘故的。
   
人生的价值
   
    人生一世，为的是什么？
   
    天地生人，人为万物之灵。神明的大自然，着重的该是人，不是物；不是人类创造的文明，而是创造人类文明的人。只有人类能懂得修炼自己，要求自身完善。这也该是人生的目的吧！
   
    我们人世间得到功勋的人，都赖有无数默默无闻的人，为他们作出贡献。默默无闻的老百姓，他们活了一辈子，就毫无价值吗?从个人的角度看，他们自己没有任何收获，但是从人类社会集体的角度看，他们的功绩是历代累积的经验和智慧。人类的文明是社会集体共同造成的。况且身后之名，又有什么价值呢?声名显赫的人，死后没多久，就被人淡忘了。淡忘倒也罢了，被不相识、不相知的人说长道短，甚至戏说、恶搞，没完没了，死而有知，必定不会舒服。声名，活着也许对自己有用，死后只能被人利用了。
   
    匹夫匹妇，各有品德。为人一世，都有或多或少的修养。俗语：“公修公得，婆修婆得，不修不得”。而修来的功德不在肉体上而在灵魂上。所以，只有相信灵魂不灭，才能对人生有合理的价值观，相信灵魂不灭，得是有信仰的人。有了信仰，人生才有价值。
   
    在人生的道路上，如一心追逐名利权位，就没有余暇顾及其他。也许到临终“回光返照”的时候，才感到悔惭，心有遗憾，可是已追悔莫及，只好饮恨吞声而死。一辈子锻炼灵魂的人，对自己的信念，必老而弥坚。一个人有了信仰，对人生才能有正确的价值观。
   
    苏格拉底坚信灵魂不灭，坚信绝对的真、善、美、公正等道德概念。他坚持自己的信念，宁愿饮鸩就义，不肯苟且偷生。因信念而选择死亡，历史上这是第一宗，被称为仅次于基督之死。
   
    我站在人生边上，向后看，是要探索人生的价值。人活一辈子，锻炼了一辈子，总会有或多或少的成绩。能有成绩，就不是虚生此世了。向前看呢，再往前去就离开人世了。灵魂既然不死，就和灵魂自称的“我”，还在一处呢。
   
    这个世界好比一座大熔炉，烧炼出一批又一批品质不同而且和原先的品质也不相同的灵魂。有关这些灵魂的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只能胡思乱想罢了。我无从问起，也无从回答。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先进十一》)，“不知为不知”，我的自问自答，只可以到此为止了。
   
    摘自：《走到人生边上》杨绛著

火凤凰

我认识一个二十多岁农村出生的女孩子。她曾读过我记的《遇仙记》(参看《杨绛文集》第二卷228—23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问我那是怎么回事。我说：“不知道，但都是实事。全宿舍的同学、老师都知道。我活到如今，从没有像那夜睡得像死人一样。”她说：“真的，有些事，说来很奇怪，我要不是亲眼看见，我决不相信。我见过鬼附在人身上。这鬼死了两三年了，死的时候四十岁。他的女儿和我同岁，也是同学。那年，挨着我家院墙北面住的女人刚做完绝育手术，身子很弱。这个男鬼就附在这女人身上，自己说：‘我是谁谁谁，我要见见我的家人，和他们说说话。’有人就去传话了。他家的老婆、孩子都赶来了。这鬼流着眼泪和家里人说话，声音全不像女人，很粗壮。我妈是村上的卫生员，当时还要为这女人打消炎针。我妈过来了，就掐那女人的上嘴唇——叫什么‘人中’吧？可是没用。我妈硬着胆子给她打了消炎针。这鬼说：‘我没让你掐着，我溜了。嫂子，我今儿晚上要来吓唬你!”我家晚上就听得哗啦啦的响，像大把沙子撒在墙上的响。响了两次。我爹就骂了：‘深更半夜，闹得人不得安宁，你王八蛋!’那鬼就不闹了。我那时十几岁，记得那鬼闹了好几天，不时地附在那女人身上。大约她身子健朗了，鬼才给赶走。”

    在“饿死人的年代”，北京居民只知道“三年自然灾害”。十年以后，我们下放干校，才知道不是天灾。村民还不大敢说。多年后才听到村里人说：“那时候饿死了不知多少人，村村都是死人多，活人少，阳气压不住阴气，快要饿死的人往往夜里附上了鬼，又哭又说。其实他们只剩一口气了，没力气说话了。可是附上了鬼，就又哭又说，都是新饿死的人，哭着诉苦。到天亮，附上鬼的人也多半死了。”

    鬼附人身的传说，我听得多了，总不大相信。但仔细想想，我们常说：“又做师娘(巫婆)又做鬼”，如果从来没有鬼附人身的事，就不会有冒充驱鬼的巫婆。所以我也相信莎士比亚的话：这个世界上，莫名其妙的事多着呢。

    《左传》也记载过闹鬼的事。春秋战国时，郑国二贵胄争权。一家姓良，一家姓驷。良家的伯有骄奢无道，驷家的子皙一样骄奢，而且比伯有更强横。子皙是老二，还有个弟弟名公孙段附和二哥。子皙和伯有各不相下。子皙就叫他手下的将官驷带把伯有杀了。当时郑国贤相子产安葬了伯有。子皙擅杀伯有是犯了死罪，但郑国的国君懦弱无能，子产没能够立即执行国法。子皙随后两年里又犯了两桩死罪。子产本要按国法把他处死，但开恩让他自杀了。

    伯有死后化为厉鬼，六七年间经常出现。据《左传》，“郑人相惊伯有”，只要听说“伯有至矣”，郑国人就吓得乱逃，又没处可逃。伯有死了六年后的二月间，有人梦见伯有身披盔甲，扬言：“三月三日，我要杀驷带。明年正月二十八日，我要杀公孙段。”那两人如期而死。郑国的人越加害怕了。子产忙为伯有平反，把他的儿子“立以为大夫，使有家庙”，伯有的鬼就不再出现了。

    郑子产出使晋国。晋国的官员问子产：“伯有犹能为厉乎?”(因为他死了好多年了。)子产曰：“能”。他说：老百姓横死，鬼魂还能闹，何况伯有是贵胄的子孙，比老百姓强横。他安抚了伯有，他的鬼就不闹了。

    我们称闹鬼的宅子为凶宅。钱锺书家曾租居无锡留芳声巷一个大宅子，据说是凶宅。他叔叔夜晚读书，看见一个鬼，就去打鬼，结果大病了一场。我家一九一九年从北京回无锡，为了找房子，也曾去看过那所凶宅。我记得爸爸对妈妈说：“凶宅未必有鬼，大概是房子阴暗，住了容易得病。”

    但是我到过一个并不阴暗的凶宅

火凤凰

。我上大学时，我和我的好友周芬有个同班女友是常熟人，家住常熟。一九三一年春假，她邀我们游常熟，在她家住几天。我们同班有个男同学是常熟大地主，他家刚在城里盖了新房子。我和周芬等到了常熟，他特来邀请我们三人过两天到他新居吃饭，因为他妈妈从未见过大学女生，一定要见见，酒席都定好了，请务必赏光。我们无法推辞，只好同去赴宴。

    新居是簇新的房子。阳光明亮，陈设富丽。他妈妈盛装迎接。同席还有他爸爸和孪生的叔叔，相貌很相像；还有个瘦弱的嫂子带着个淘气的胖侄儿，还有个已经出嫁的妹妹。据说，那天他家正式搬入新居。那天想必是挑了“宜迁居”的黄道吉日，因为搬迁想必早已停当，不然的话，不会那么整洁。

    回校后，不记得过了多久，我又遇见这个男同学。他和我们三人都不是同系。不常见面。他见了我第一事就告诉我他们家闹鬼，闹得很凶。嫂子死了，叔叔死了，父母病了，所以赶紧逃回乡下去了。据说，那所房子的地基是公共体育场，没知道原先是处决死囚的校场。我问：“鬼怎么闹?”他说：“一到天黑，楼梯上脚步声上上下下不断，满处咳吐吵骂声，不知多少鬼呢!”我说：“你不是在家住过几晚吗?你也听到了?”他说他只住了两夜。他像他妈妈，睡得浓，只觉得城里不安静，睡不稳。春假完了就回校了。闹鬼是他嫂子听到的，先还不敢说。他叔叔也听到了。嫂子病了两天，也没发烧，无缘无故地死了。才过两天，叔叔也死了，他爹也听到闹，父母都病了。他家用男女两个佣人，男的管烧饭，是老家带出来的，女的是城里雇的。女的住楼上，男的住楼下，上下两间是楼上楼下，都在房子西尽头，楼梯在东头，他们都没事。家里突然连着死了两人，棺材是老家账房雇了船送回乡的。还没办丧事，他父母都病了。体育场原是校场的消息是他妹妹的婆家传来的。他妹妹打来电话，知道父母病了，特来看望。开上晚饭，父母都不想吃。他妹妹不放心，陪了一夜。他的侄儿不肯睡挪入爷爷奶奶屋的小床，一定要睡爷爷的大床。他睡爷爷脚头，梦里老说话。他妹妹和爹妈那晚都听见家里闹鬼了。他们屋里没敢关电灯。妹妹睡她妈妈脚头。到天亮，他家立即雇了船，收拾了细软逃回乡下。他们搬入新居，不过七八天吧，和我们同席吃饭而住在新居的五个人，死了两个，病了两个，不知那个淘气的胖侄儿病了没有。这位同学是谨小慎微的好学生，连党课《三民主义》都不敢逃学的，他不会撒谎胡说。

    我自己家是很开明的，连灶神都不供。我家苏州的新屋落成，灶上照例有“灶君菩萨”的神龛。年终糖瓜祭灶，把灶神送上天了。过几天是“接灶”日。我爸爸说：“不接了。”爸爸认为灶神相当于“打小报告”的小人，吃了人家的糖瓜，就说人家好话。这种神，送走了正好，还接他回来干吗?家里男女佣人听说灶神不接了，都骇然。可是“老爷”的话不敢不听。我家没有灶神，几十年都很平安。

    可是我曾经听到开明的爸爸和我妈妈讲过一次鬼。我听大姐姐说，我的爷爷曾做过一任浙江不知什么偏僻小县的县官。那时候我大姐年幼，还不大记事。只有使她特别激动的大事才记得。那时我爸爸还在日本留学，爸爸的祖父母已经去世，大伯母一家、我妈妈和大姐姐都留在无锡，只有爷爷带上奶奶一起离家上任。大姐姐记得他们坐了官船，扯着龙旗，敲锣打鼓很热闹。我听到爸爸妈妈讲，我爷爷奶奶有一天黄昏后同在一起，两人同时看见了我的太公，两人同时失声说：“爹爹喂”，但转眼就不见了。随后两人都大病，爷爷赶忙辞了官，携眷乘船回乡。下船后，我爷爷未及到家就咽了气。

    这件事，想必是我奶奶讲的。两人同时得重病，我爷爷未及到家就咽了气，是过去的事实。见鬼是得病还乡的

火凤凰

原因。我妈妈大概信了，我爸爸没有表示。

    以上所说，都属“怪、力、乱、神”之类，我也并不爱谈。我原是旧社会过来的“老先生”——这是客气的称呼。实际上我是老朽了。老物陈人，思想落后是难免的。我还是晚清末代的遗老呢!

    可是为“老先生”改造思想的“年轻人”如今也老了。他们的思想正确吗?他们的“不信不迷”使我很困惑。他们不是几个人。他们来自社会各界：科学界、史学界、文学界等，而他们的见解却这么一致、这么坚定，显然是代表这一时代的社会风尚，都重物质而怀疑看不见、摸不着的“形而上”境界。他们下一代的年轻人，是更加偏离“形而上”境界，也更偏重金钱和物质享受的。他们的见解是否正确，很值得仔细思考。

    我试图摆脱一切成见，按照合理的规律，合乎逻辑的推理，依靠实际生活经验，自己思考。我要从平时不在意的地方，发现问题，解答问题；能证实的予以肯定，不能证实的存疑。这样一步一步自问自答，看能探索多远。好在我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无党无派，也不是教徒，没什么条条框框干碍我思想的自由。而我所想的，只是浅显的事，不是专门之学，普通人都明白。

    我正站在人生的边缘边缘上，向后看看，也向前看看。向后看，我已经活了一辈子，人生一世，为的是什么呢？我要探索人生的价值。向前看呢，我再往前去，就什么都没有了吗？当然，我的躯体火化了，没有了，我的灵魂呢？灵魂也没有了吗？有人说，灵魂来处来，去处去。哪儿来的？又回哪儿去呢？说这话的，是意味着灵魂是上帝给的，死了又回到上帝那儿去。可是上帝存在吗？灵魂不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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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有命

　　神明的大自然，对每个人都平等。不论贫富尊卑、上智下愚，都有灵魂，都有个性，都有人性。但是每个人的出身和遭遇、天赋的资质才能，却远不平等。有富贵的，有贫贱的，有天才，有低能，有美人，有丑八怪。凭什么呢？人各有“命”。“命”是全不讲理的。孔子曾慨叹：“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雍也第六》）是命，就犟不过。所以只好认命。“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尧曰二十》）。曾国藩顶讲实际，据说他不信天，信命。许多人辛勤一世，总是不得意，老来叹口气说：“服服命吧。”

　　我爸爸不信命，我家从不算命。我上大学二年级的暑假，特地到上海报考转学清华，准考证已领到，正准备转学考试，不料我大弟由肺结核忽转为急性脑膜炎，高烧七八天后，半夜去世了。全家都起来了没再睡。正逢酷暑，天亮就入殓。我那天够紧张的。我妈妈因我大姐姐是教徒，入殓奉行的一套迷信规矩，都托付了我。有部分在大弟病中就办了。我负责一一照办，直到盖上棺材。丧事自有家人管，不到一天全办完了。

　　下午，我浴后到后园乘凉，后园只有二姑妈和一个弟弟、两个妹妹（爸爸妈妈都在屋里没出来），忽听得墙外有个弹弦子的走过，这是苏州有名的算命瞎子“梆冈冈”。因为他弹的弦子是这个声调，“梆冈冈”就成了他的名字。不记得是弟弟还是七妹妹建议叫瞎子进来算个命，想借此安慰妈妈。二姑妈懂得怎样算命，她常住我们家，知道每个人的“八字”。她也同意了。我们就叫女佣开了后门把瞎子引进园来。

　　瞎子一手抱着弦子，由女佣拉着他的手杖引进园来，他坐定后，问我们算啥。我们说“问病”。二姑妈报了大弟的“八字”。瞎子掐指一算，摇头说：“好不了，天克地冲”。我们怀疑瞎子知道我家有丧事，因为那天大门口搭着丧棚呢。其实，我家的前门、后门之间，有五亩地的距离，瞎子无从知道。可是我们肯定瞎子是知道的，所以一说就对。我们要考考他。我们的三姐两年前生的第一个孩子是男孩，不到百日就夭折了。他的“八字”二姑妈也知道。我们就请瞎子算这死孩子的命。瞎子掐指一算，勃然大怒，发作道：“你们家怎么回事，拿人家‘寻开心’（苏州话，指开玩笑）的吗！这个孩子有命无数，早死了！”瞎子气得脸都青了。我和弟弟妹妹很抱歉，又请他算了爸爸、妈妈、弟弟和三姊姊的命——其他姐妹都是未出阁的小姐，不兴得算命。瞎子虽然只略说几句，都很准。他赚了好多钱，满意而去。我第一次见识了算命。我们把算命瞎子的话报告了妈妈，妈妈听了也得到些安慰。那天正是清华转学考试的第一天，我恰恰错过。我一心要做清华本科生，末一个机会又错过了，也算是命吧？不过我只信“梆冈冈”会算，并不是对每个算命的都信。而且既是命中注定，算不算都一样，很不必事先去算。

　　我和钱锺书结婚前，钱家要我的“八字”。爸爸说：“从前男女不相识，用双方八字合婚。现在已经订婚，还问什么‘八字’？如果‘八字’不合，怎办？”所以钱家不知道我的“八字”。我公公《年谱》上，有我的“八字”，他自己也知道不准确。我们结婚后离家出国之前，我公公交给我一份钱锺书的命书。我记得开头说：“父猪母鼠，妻小一岁，命中注定。”算命照例先要问几句早年的大事。料想我公公老实，一定给套出了实话，所以我对那份命书全都不信了。那份命书是终身的命，批得很详细，每步运都有批语。可是短期内无由断定准不准。末一句我还记得：“六旬又八载，一去料不返。”批语是：“夕阳西下数已终。”

　　我后来才知道那份命书称“铁板算命”。一个时辰有一百二十分钟，“铁板算命”把一个时辰分作几段算，所以特准。

　　我们由干校回北京后，“流亡”北师大那年，锺书大病送医院抢救，据那位算命专家说，那年就可能丧命。但锺书享年八十八岁，足足多了二十年，而且在他坎坷一生中，运道最好，除了末后大病的几年。不知那位“铁板算命”的又怎么解释。

　　“生死有命”是老话。人生的穷通寿夭确是有命。用一定的方式算命，也是实际生活中大家知道的事。西方人有句老话：“命中该受绞刑的人，决不会淹死。”我国的人不但算命，还信相面，例如《麻衣相法》就是讲相面的法则。相信相面的，认为面相更能表达性格。吉普赛人看手纹，预言一生命运。我翻译过西班牙的书，主人公也信算命，大概是受摩尔人的影响。西方人只说“性格即命运”或“性格决定命运”。反正一般人都知道人生有命，命运是不容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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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理

　　我认为命运最不讲理。傻蛋、笨蛋、浑蛋安享富贵尊荣，不学无术的可以一辈子欺世盗名。有才华、有品德的人多灾多难，恶人当权得势，好人吃苦受害。所以司命者称“造化小儿”。“造化小儿”是胡闹不负责任的任性孩子。我们常说“造化弄人”。西方人常说“命运的讽刺”，并且常把司命之神比作没头脑的轻浮女人，她不知好歹，喜怒无常。所以有句谚语：“如果你碰上好运，赶紧抓着她额前的头发，因为她背后没有可抓的东西了。”也就是说，好运错过就失掉了，这也意味着司命之神的轻浮任性。

　　可怪的是我认为全不讲理的命，可用各种方式计算，算出来的结果可以相同。这不就证明命有命理吗？没有理，怎能算呢？精通命理的能推算得很准。有些算命的只会背口诀，不知变通，就算不准。

　　算命靠“八字”。“八字”称“命造”，由“命造’推算出“运途”。“命造”相当于西方人所谓“性格”（character）；“运途”相当于西方人所谓命运（destiny）。一般星命家把“命造”譬喻“船”，“运途”譬喻“河”。“船”只在“河”里走。十年一运，分两步走。命有好坏，运亦有好坏。命造不好而运途通畅的，就是上文所说的笨蛋、浑蛋安享富贵尊荣，不学无术可以欺世盗名。命好而运不好，就是有才能、有品德的人受排挤，受嫉妒，一生困顿不遇。命劣运劣，那就一生贫贱。但“运途”总是曲曲弯弯的，经常转向。一步运，一拐弯。而且大运之外还有岁运，讲究很多。连续二三十年好运的不多，一辈子好运的更不多。我无意学算命，以上只是偶尔听到的一些皮毛之学。

　　孔子晚年喜欢《周易》，作《说卦》、《序卦》、《系辞》、《文言》等，都是讲究阴阳、盈虚、消长的种种道理，类似算命占卜。反正有数才能算，有一定的理才能算。不然的话，何以算起呢？

　　人能做主吗？

　　既然人生有命，为人一世，都不由自主了。那么，“我”还有什么责任呢？随遇而安，得过且过就行了。

　　人不能自己做主，可以从自己的经验来说。回顾自己一生，许多事情是不由自主的，但有些事是否由命定，或由性格决定，或由自由意志，值得追究。

　　抗日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某高官曾许钱锺书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位。锺书一口拒绝不要。我认为在联合国任职很理想，为什么一口拒绝呢？锺书对我解释：“那是胡萝卜。”他不受“胡萝卜”的引诱，也不受“大棒”的驱使。我认为他受到某高官的赏识是命。但他“不吃胡萝卜”是他的性格，也是他的自由意志。因为在那个时期，这个职位是非常吃香的。要有他的聪明，有他的个性，才不加思考一口拒绝。

　　抗日胜利不久，解放战争又起。许多人惶惶然只想往国外逃跑。我们的思想并不进步。我们读过许多反动的小说，都是形容苏联“铁幕”后的生活情况，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处境，所以我们对共产党不免害怕。劝我们离开祖国的，提供种种方便，并为我们两人都安排了很好的工作。出国也不止一条路。劝我们留待解放的，有郑振铎先生、吴晗、袁震夫妇等。他们说共产党重视知识分子。这话我们相信。但我们自知不是有用的知识分子。我们不是科学家，也不是能以马列主义为准则的文人。我们这种自由思想的文人是没用的。我们考虑再三，还是舍不得离开父母之邦，料想安安分分，坐坐冷板凳，粗茶淡饭过日子，做驯顺的良民，终归是可以的。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不是不得已。

　　又如我二十八岁做中学校长，可说是命。我自知不是校长的料，我只答应母校校长王季玉先生帮她把上海分校办成。当初说定半年，后来延长至一年。季玉先生硬是不让我辞。这是我和季玉先生斗志了。做下去是千顺百顺，辞职是逆水行舟，还兼逆风，步步艰难。但是我硬是辞了。当时我需要工作，需要工资，好好的中学校长不做，做了个代课的小学教员。这不是不得已，是我的选择。因为我认为我如听从季玉先生的要求，就是顺从她的期望，一辈子承继她的职务了。我是想从事创作。这话我不敢说也不敢想，只知我绝不愿做校长。我坚决辞职是我的选择，是我坚持自己的意志。绝不是命。但我业余创作的剧本立即上演，而且上演成功，该说是命。我虽然辞去校长，名义上我仍是校长，因为接任的校长只是“代理”，学生文凭上，校长仍是我的名字，我的印章。随后珍珠港事变，“孤岛”沉没，分校解散，我要做校长也没有机缘了。但我的辞职，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命，是我的选择。也许可说，我命中有两年校长的运吧。

　　我们如果反思一生的经历，都是当时处境使然，不由自主。但是关键时刻，做主的还是自己。算命的把“命造”比作船，把“运途”比作河，船只能在河里走。但“命造”里，还有“命主”呢？如果船要搁浅或倾覆的时候，船里还有个“我”在做主，也可说是这人的个性做主。这就是所谓个性决定命运了。烈士杀身成仁，忠臣为国捐躯，能说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中注定的吗？他们是倾听灵性良心的呼唤，宁死不屈。如果贪生怕死，就不由自主了。宁死不屈，是坚决的选择，绝非不由自主。做主的是人，不是命。

　　第二次大战开始，日寇侵入中国。无锡市沦陷后，钱家曾有个男仆家居无锡农村，得知南京已失守，无锡又失守，就在他家晒粮食的场上，用土法筑了一座能烧死人的大柴堆，全家老少五六口人，一个个跳入火中烧死。南京失守，日寇屠杀人民、奸污妇女的事，很快就传到无锡了。他们不愿受奸污、被屠杀，全家投火自焚。老百姓未必懂得什么殉国，但他们的行为就是殉国呀！能说他们的行为不是自己的选择，而是不由自主吗？这事是逃到上海的本乡人特到钱家报告的。钱锺书已去昆明，我不知道他们的姓名。

　　命由天定，故称天命

　　我们看到的命运是毫无道理的，专开玩笑，惯爱捉弄人，惯爱捣乱。无论中外，对命运的看法都一致。神明的天，怎能让造化小儿玩弄世人，统治人世呢？不能服命的人，就对上天的神明产生了怀疑。

　　我们思考问题，不能轻心大意地肯定，也不能逢到疑惑就轻心大意地否定。这样，我们就失去思考的能力，走入迷宫，在迷茫中怀疑、失望而绝望了。我们可以迷惑不解，但是可以设想其中或有缘故。因为上天的神明，岂是人人都能理解的呢。

　　造化小儿的胡作非为，造成了一个不合理的人世。但是让我们生存的这么一个小小的地球，能是世人的归宿处吗？又安知这个不合理的人间，正是神明的大自然故意安排的呢？如果上天神明，不会容许造化小儿统治人间。孔子不止一次称“天命”，不仅仅称“天命”，还说“君子有三畏”。第一就是“畏天命，……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季氏十六》）。这是带着敬畏之心，承认命由天定。

　　（摘自《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商务印书馆2007年8月版）

木鱼石

我喜欢杨绛先生的书，我也相信她说的

火凤凰

可是为“老先生”改造思想的“年轻人”如今也老了。他们的思想正确吗?他们的“不信不迷”使我很困惑。他们不是几个人。他们来自社会各界：科学界、史学界、文学界等，而他们的见解却这么一致、这么坚定，显然是代表这一时代的社会风尚，都重物质而怀疑看不见、摸不着的“形而上”境界。他们下一代的年轻人，是更加偏离“形而上”境界，也更偏重金钱和物质享受的。他们的见解是否正确，很值得仔细思考。

火凤凰

我以前十分排斥所谓"迷信"的东东,但看了杨绛的书后,开始反思.后来又接触了孔庆东的书,加上生活中知道的各种事情,再也不肯轻易给某些现象套"迷信"的帽子了.

紫好

走到人生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