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癌症，简要聊几句

大山高

跟老师学习，提高每日生活质量，认真充实过好每一天，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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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的医务人员在工作中都目睹过“无效治疗”。所谓的无效治疗，指的是在奄奄一息的病人身上采用一切最先进的技术，来延续其生命。病人将被切开，插上导管，连接到机器上，并被持续灌药。这些情景每天都在ICU（重症监护病房）上演。这种折磨，是我们连在惩罚恐怖分子时都不会采取的手段。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医生同事跟我说过：“答应我，如果有天我也变成这样，请你杀了我。”每个人的话都如出一辙，每个人在说的时候都是认真的。甚至有些同道专门在脖子上挂着“不要抢救”的铜牌，来避免这样的结局。为什么医生们在病人身上倾注了如此多的心血和治疗，却不愿意将其施予自身？

当医者面对自身死亡

——医者执笔，深度剖析临终医疗利弊。

作者：Ken Murray, 医学博士,南加州大学家庭医学科副教授



多年前，一位德高望重的骨科医师，同时也是我的导师——查理，被发现胃部有个肿块。经手术探查证实是胰腺癌。该手术的主刀医生是国内同行中的佼佼者，并且，他正巧发明了一种针对此类胰腺癌的手术流程，可以将患者生存率提高整整三倍——从5%提高至15%（尽管生活质量依然较低下）。查理却丝毫不为所动。他第二天就出院回家，停了自己的诊所，并自此再也没迈进医院一步。他将所有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家庭生活上，非常快乐。几个月后，他在家中去世。他没有接受过任何的化疗、放疗或是手术。他的保险商也为此省了一大笔钱。

人们通常很少会想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医生也是人，也会迎来死亡。但医生的“死法”，似乎和普通人不同。不同之处在于：和尽可能接受各种治疗相反，医生们几乎不爱选择被治疗。在整个医务工作生涯中，医生们面对了太多生离死别。他们和死神的殊死搏斗太过频繁，以至于当死亡即将来临时，他们反而出奇地平静和从容。因为他们知道病情将会如何演变、有哪些治疗方案可供选择，以及，他们通常拥有接受任何治疗的机会及能力。但他们选择——不。

“不”的意思，并不是说医生们放弃生命。他们想活。但对现代医学的深刻了解，使得他们很清楚医学的局限性。同样，职业使然，他们也很明白人们最怕的，就是在痛苦和孤独中死去。他们会和家人探讨这个问题，以确定当那一天真正来到时，他们不会被施予抢救措施——也就是说，他们希望人生在终结时，不要伴随着心肺复苏术(CPR)和随之而来的肋骨断裂的结果（注：正确的心肺复苏术可能会致肋骨断裂）。

几乎所有的医务人员在工作中都目睹过“无效治疗”。所谓的无效治疗，指的是在奄奄一息的病人身上采用一切最先进的技术，来延续其生命。病人将被切开，插上导管，连接到机器上，并被持续灌药。这些情景每天都在ICU（重症监护病房）上演，治疗费可达到10,000美元/天。这种折磨，是我们连在惩罚恐怖分子时都不会采取的手段。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医生同事跟我说过：“答应我，如果有天我也变成这样，请你杀了我。”

每个人的话都如出一辙，每个人在说的时候都是认真的。甚至有些同道专门在脖子上挂着“不要抢救”的铜牌，来避免这样的结局。我甚至还见过有人把这句话纹在了身上。

将明知会带来痛苦的医疗措施用在病人身上，这本身就是一种折磨。

作为医生，我们被训练得“从不在医疗实践中表露私人情感”，但私下里，医生们会各自交流发泄：“他们怎么能对自己的亲人做出那种事？”我猜，这大概是医生和别的职业相比，有更高的酗酒率及抑郁倾向的原因之一。这个原因使我提前10年结束了自己的医务生涯。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为什么医生们在病人身上倾注了如此多的心血和治疗，却不愿意将其施予自身？答案很复杂，或者也可以说很简单，用三个词足以概括，那就是：病人、医生、体制。

先来看看病人所扮演的角色。假设甲失去意识后被送进了急诊室：通常情况下，在面对这类突发事件时，甲的家属们会面对一大堆突如其来的选择，变得无所适从。当医生询问“是否同意采取一切可行的抢救措施”时，家属们往往会下意识说：“是。”

于是噩梦开始了。有时家属所谓的“一切措施”的意思只是采取“一切合理的措施”，但问题在于，他们有时可能并不了解什么是“合理”；或者当沉浸在巨大的迷茫和悲痛中时，家属们往往想不到去仔细询问，甚至连医生的话也只能心不在焉地听着。在这种时候，医生们会尽力做“所有能做的事”，无论它“合理”与否。

上文提到的场景随处可见。医生们不可能要求每位病人家属都能冷静下来，专心致志配合临床工作。很多人可能会以为CPR是种可靠的生命支持方法，但事实上，它可谓成效甚微。我曾收治过几百名先被施行了CPR术而后送到急诊室来的病人。他们当中只有一位健康的、没有任何心脏疾病的男性是最后走着出院的（他患的是压力性气胸）。如果一位病人曾患有严重的疾病、或是年事已高、或有不治之症的话，那他即使接受CPR以后复原的几率也很小，但所要忍受的痛苦将是巨大的。知识的不足、错误的期待是导致糟糕决定产生的主要原因。

很显然，病人只是原因之一。医生们也是。问题在于，即使医生本人并不想进行“无效治疗”，他也必须得找到一种能无愧于病人和家属的方法。假设一下：急诊室里站满了面露悲痛，甚或歇斯底里的家属们——他们并不懂医学。在这种时候，想要建立相互的信任和信心是非常微妙且难以把握的。如果医生建议不采取积极的治疗，那家属们很有可能会认为他是出于省事、省时间、省钱等原因才提出的这个建议。

有些医生能说会道，有些医生坚定不屈，但无论如何，他们面对的压力都一样大。当需要处理涉及“临终治疗选择”一类的事宜时，我会尽早把自己认为合理的方案一一列出（任何情况下均是如此）。一旦病人或家属提出不合理要求，我会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该要求可能会带来的不良后果一一解释清楚。假如听明白以后他们仍坚持这么做，那我会选择将病人转去别的医生或医院继续治疗。

是不是该更强势一些呢？有时候，即使病人已转去别处，我依旧不能停止责备自己。我曾收治过一位律师病人，出生于显赫的政治世家。她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并且循环功能很差，更糟的是，她的脚逐渐变得疼痛难忍。作为业内人士，我权衡了利弊后，尽一切可能阻止她去做手术。但是，她最后还是找了位我不认识的外院专家，后者并不很了解她的全部状况，因此，他们决定在她血块日益积聚的双腿上做支架手术。这次手术没能恢复她的循环功能，同时由于糖尿病，她的创口无法愈合。很快，她的双腿开始坏疽，最终截肢了。两周后，在那个为她进行了手术及之后所有治疗的著名医学中心里，她去世了。

从这类故事里想挑出医生或病患的错并不是件难事。但在很多时候，医患双方都只不过是这个推广“过度医疗”的庞大系统中的受害者而已。在一些不幸的例子中，一些医生用“有治疗，就有进账”的思路去做一切他们能做的事，为了钱而不择手段。而在更多的例子中，医生们只是单纯出于害怕被诉讼，而不得不进行各项治疗，以避免官司缠身的下场。

然而，即使做出了正确的决定，这个系统仍然能够使人身陷囹圄。

我有个病人名叫杰克，78岁，疾病缠身，曾做过大大小小共15次手术。他曾和我说过，以后无论如何也不会再接受仰赖机器的生命支持治疗。然而，在某个周六，杰克突发严重中风并很快失去了意识。他被火速送往急诊室，妻子当时不在身边。那里的医生用尽全力将他抢救过来，并将他插了管，转入ICU监护室。这简直是杰克的噩梦。当我匆匆赶到医院并接手了杰克的治疗后，我拿出杰克的病历本和他的私人意愿，经过和他的妻子以及医院相关部门的谈话后，拔掉了他的生命支持，随即坐在他的身边。两小时后，他安然地走了。

尽管杰克的意愿有正式文件为据，他也没能完全按自己的愿望死去。这个系统还是进行了干预。事后我发现，当时的一名在场护士曾将我拔管的行为以“涉嫌谋杀”上报给监管机构。当然，这件事最后不了了之，因为过程的每一步都有理可循。杰克生前留下的大量文件清晰地证实了这一点。然而，面对法律机构的质疑是每一位医生都不想面对的事。我本完全可以忽视杰克的私人意愿，将他留在ICU里苟延残喘，以挺过那最后的几周时间。我甚至可以通过这么做来多赚点诊疗费，让保险公司多付近50万美元的账单。难怪那么多的医生都在进行过度治疗。

不过，医生们仍旧不对自己过度治疗。因为这种治疗的结局他们见得太多。几乎所有人都能呆在家里宁静地离去，伴随的疼痛也可以被更好地缓解。临终关怀和过度医疗相比，更注重为病人提供舒适和尊严感，让他们能安然度过最后的日子。值得一提的是，研究发现，生活在临终护理所的终末期病人比患有同样疾病但积极寻求治疗的病人活得更久。当我前阵子在广播里听到著名记者Tom·Wicker“在亲人的陪伴中，安详地去世了”的消息时，不禁愣了一下。

——值得庆幸的是，现在这样的消息已经越来越多了。

很多年前，我的表哥大炬（因出生在家里，由火炬照明而得名）发了一场病，事后查出是肺癌，并已扩散至脑。我带着他去见了各种专家门诊，最后明白了：像他这种情况，如果采用积极治疗的话，需要每周3-5次去医院化疗，而即使这样他也最多只能活4个月。最终，大炬决定拒绝任何治疗，仅仅服用防止脑水肿的药物，回家休养。他搬进了我家。我们在之后的8个月里共度了一段快乐时光，做了许多小时候爱做的事。我们去了迪士尼公园，这是他的第一次。我们有时也宅在家。大炬热爱体育，他最中意的事就是边看体育赛事，边吃我做的饭。在那段时光里，他甚至长胖了几斤，每天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完全不用忍受医院那糟糕的饮食。他没有经受剧烈的疼痛，情绪一直很饱满快活。直到有天没再醒来。他昏睡了三天，最后安静地走了。这八个月来他在医疗上所有的花销，仅仅为20元的药费。

大炬不是医生，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的是生活的质量，而非生命的长度。

我们中的绝大部分人，不也正是这样想的吗？假如死亡也有一种艺术形式，那它应该是：有尊严地死去。至于我，已经清楚地向我的医生说明了我的意愿。放弃抢救，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对于绝大多数医生来说都不。当死亡最终来临的时候，我可以不被奋力抢救，而将安详地睡去，就像我的导师查理，我的哥哥大炬一样；就像我的那些做了同样选择的同事们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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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困扰人类的三大疾病是：癌症、心脑血管病和糖尿病。其中，癌症因其死亡率居高不下，让人们谈癌色变。出于求生的本能，每一个癌症患者都不甘心坐以待毙。那么，医生就成了他们的救命稻草。他们以为，只要医生“不放弃”自己，还在给自己“治疗”，那么，他们就还有救。殊不知，他们的求生欲望与求治要求，竟让自己成为某些不良医院各科室之间抢夺的“唐僧肉”……



一位年轻医生的自述：有多少癌症病人成了“唐僧肉”
(原载：《知音励志》作者：谭翠萍/李海宝)

穿上白大褂，我成了癌症病人的救命稻草



2009年，我从天津医科大学肿瘤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幸运地成为山东省某三甲医院肿瘤科的医生。

工作第一天，我穿上白大褂，和主任一起查房。只见一个患直肠癌的女病人，心情非常焦虑，正朝陪护的丈夫发脾气。见我们进来，男人挤出一个苦笑，闪到一边。主任对女病人说：“你平时把心情放轻松点，对病情恢复很重要。”女病人如接圣旨，虔诚地点头。男人一脸委屈：“她只听你们的话，我说什么她都听不进去……”查房一上午，共有40多个癌症病人，他们病情各不相同，相同的是，对我们的话都言听计从。

刚开始我很纳闷：他们干吗那么听医生的话呀？后来我分析他们的心理，大概是得癌症之后，求生的欲望就让他们把医生当做救命的稻草，医生说什么，就听什么。我真的很同情这些癌症病人，他们的眼神凄楚绝望，令我不敢直视。

第二天上午，我接诊了一个肝癌晚期的老人。看他的影像片子，癌细胞已经全身转移，没有治疗价值了。再说，从老人的穿着来看，家境并不好，更没有必要白花钱了。出于好心，我把老人的女儿叫到办公室，建议她放弃治疗。老人的女儿放声大哭，伤心地把老人带走了。不料，一个星期之后，我意外地发现老人竟然被收住院了！护士长告诉我，老人回家后不甘心“等死”，把自己的房子卖了30万，又挂了肿瘤科的一个专家号求治，当即就被专家收住院了。护士长还悄悄告诉我：老人还在病房里说你医德不行，自己没本事给他治病，就让他回家等死！老人甚至尖刻地说“得癌症的不是他爸，如果是他爸，你看他让俺回家等死不？”

这件事给我的教训太深刻了！

2009年11月底，我们肿瘤科发奖金时，平均一个人才600多元！辛苦了一个月的医生护士们个个脸色铁青。我想到自己每月还得给下岗的父母寄1000元钱，也耷拉着脑袋不吱声了。主任见状，关上门给我们开了个秘密会议：“咱们医院实行的是绩效考核，收入减去成本再乘以提成的百分比，才是科室的奖金。”他故意顿了顿，说：“不需要我多解释了吧？你们用几元钱的便宜药，那是你们的自由，不过，你不能把自己当成菩萨下凡，让大家陪你喝西北风！”主任话音一落，大家的目光就齐刷刷地投向我，我脸上立即火辣辣的……

可是，我又做错了什么？苦闷的我打电话给一个师姐倾诉。师姐也是肿瘤科的，她所在的医院，医务人员的奖金也是和“创收”挂钩的。她告诉我：“刚开始，我也不忍心宰病人，可结果怎样？是病人说我好，还是同事说我好了？后来我只好多开药，开贵药！反正癌症病人一脚踏进鬼门关了，也不在乎多花这点钱……”挂了电话，我心中非常矛盾。

这件事没过几天，病房就住进一个患前列腺癌的离休干部，癌细胞也已经转移腹腔了。他的妻子看样子非常爱他，经常在他面前谈笑风生，背着他却悲泪长流。有了前面的教训，我试探性地找他妻子谈话：“我建议用相对好一点的药物，因为这样可以提高病人的生存质量……”我的话音未落，他妻子就鸡啄米似的点头：“什么药好就用什么药，我舍得给我们家老张花钱！”有了这句话，我放开了手脚，什么营养的、抑制肿瘤的、保护脏器的……什么药贵上什么药，多的时候，一天的费用就高达1万多！最后，老人在病房里住了两个月，共计花费40万元，最终还是死了。

我心里有鬼，自觉愧对老人。可令我哭笑不得的是，家属办完后事，竟专门给我送来一面锦旗，说我把病人当亲人，努力提高了癌症晚期病人的生活质量！

我接过那面锦旗，脸上笑着，心里却想哭……



被道德绑架的病患家属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慢慢发现，我所知道的“潜规则”，还只是冰山的一角。

肿瘤科医生和外科医生的关系一向很好，因为，许多病人需要两科合作治疗。2010年7月，我接诊了一个早期肺癌病人，觉得有手术指征，就介绍给了胸外科一个医生。没想到，病人手术之后，胸外科医生专门请我吃了顿饭，并给了我一个500元的红包。我不要，他却说：“这是你应该得的。以后，你那边有要做手术的病人就‘介绍’给我吧，我这边有要做化疗的病人，也‘介绍’给你。我们俩可以长期合作！”然后，他还以过来人的身份“教育”我：“你是刚毕业不久的学生，现在摸清楚肿瘤科的工作流程没有？简单来说就是这样：来个癌症病人，先介绍到外科给他们做手术，让外科把手术的钱赚到了，再把病人转到化疗科化疗，然后再转到放疗科放疗，等这些科室的钱都赚到了，再把病人扔到中医科喝中药去。”我茫然地说：“可是，这种治疗方案并不能提高病人的生存可能……”他笑道：“那又能怎样？反正在家属的眼里，癌症是绝症，最后病人死于癌症也是正常现象，没人会怨你的！”

接下来的一件事，让我终于验证了这位外科医生的话。有一个胃癌晚期病人，癌细胞已经腹膜转移，可还是被转到普外科做了手术，术后又转到肿瘤科化疗，放疗科放疗，中药科喝中药，如此折腾3个月，病人就死了。我曾偷偷调出病人的影像资料，一看就发现没有手术指征——连我这样刚刚工作一年多的年轻医生都看得出来，病人的主治医生有十几年的临床经验，难道看不出来？

更加可笑的是，有一回，有过一次合作经历的那位胸外科医生给我转来一个肺癌术后病人。病人70多岁，早期肺癌，即使不做化疗，也可以长期生存。不料，我好心告诉他可以保守治疗的时候，他却质问我：“癌症手术后化疗放疗是常规治疗，如果听你的保守治疗，我的癌症复发了你负责？”我顿时干瞪眼说不出话来！我哪敢负这个责？我索性当即给他做了一个化疗方案，这才哄他露出了满意的微笑。其实，化疗有很大的副作用，尤其是对这种年老体弱的癌症病人来说，副作用更是致命的。勉强挺过第4个疗程的化疗，老人的免疫力就急剧下降，肺癌也随之复发，并出现了脑转移。在家属的强烈要求下，我们又给老人做了伽马刀手术，结果导致了更大范围的肿瘤转移……如此折腾了一年多，老人终于在痛苦中死去了！

2010年8月，一个73岁的农村老太太因乳腺癌被收住院，老太太的4个儿子骗她，说她得的只是普通的乳腺囊肿。其实她已到癌症晚期，身体比较虚弱，对症治疗才是最适合她的方案。她自己也要求开些控制症状的药物回家，她的二儿子也同意了老太太的意见。然而，老太太共有4个儿子，长子冲他的3个弟弟嚷嚷：“妈想为咱们省钱，不肯治，难道你们就真的忍心不给妈治？”3个弟弟面面相觑。于是，被道德“绑架”的3个弟弟不得不回家凑钱，给老娘积极“治疗”！他们都是下岗工人，自己借了许多债不说，连自己刚刚参加工作的儿子，也都负债累累……每天，老太太住院清单上的费用都高达上万元！每一天，老太太都被各种放化疗折磨得鬼哭狼嚎、痛不欲生！

我经常在病房看到这一幕：老太太哭诉治疗副作用带来的痛苦，要求回家。她还逼问自己到底得的什么病？看到几个儿子期期艾艾、欲说还休，老太太绝望地哭喊：“我活到73岁，够本了，如果我是能治的病，你们给我治是孝顺，可我如果得的是治不好的病，难道我想死在自己家里这个简单的愿望都实现不了吗？”面对她的哭喊，几个儿子像木雕泥塑一般沉默着……不到两个月，老太太就痛苦地死去了。但我看得出，她几个儿子脸上的表情，解脱显然大于悲痛。

不知此时他们对孝道的理解是否会多一点……

jfmsister

既然活着，就要活得心理痛快，身体舒服，好好珍惜每一天；

感谢老师教诲

田苗

呵呵，非常同意小天算的说法。过好每一天才是最重要的。

桃之灵

记得二十几岁时,我就觉得人活到六十岁是最合适的,当时只是一种直觉,并没有考虑的太多.现在想象,也的确是这样一回事.以前看安宁的那本书,很欣赏她的母亲和师傅面对死亡时的态度.或许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记住的!

长颈鹿

谢谢老师，学习看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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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定生，先定死”。“医生治病不治命”。就是啊，活着的时候就要好好生活，珍惜生活中的每一天，开开心心，快快乐乐，不给自己和他人找麻烦！

天灵宗宗主

看看上面的癌症医生写的故事---真是感叹。人哪----

天灵宗宗主

不过，希望我的这个帖子不要有什么负面效果---癌症患者看了不要觉得太失望。

我曾经在肿瘤科实习过。当时，这肿瘤科有个医生给我们实习生讲了下述的事情。

在美国，曾经有人做过一个实验。
首先，找全美国最有名气的诊断肿瘤的医生，十个。给这十个医生一些病人的切片标本----只有这十个全美最有名的肿瘤医生都一致诊断为癌症的标本，才会被保存下来。
这十个全美最有名的诊断肿瘤的医生一致公认的癌症，应该百分百是癌症了吧？
大家肯定这么想的。
事实上，肿瘤的诊断技术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的。对于这前面公认的癌症标本，几年以后，再次找当时全美最有名的诊断肿瘤的医生来会诊----结果，大家猜猜，误差有多大？
40%！
也就是，当初的十个似乎确诊无疑的癌症，其中就有4个是被误诊的，是在后来的诊断中，被否定了癌症的。
上述被十个全美最有名的肿瘤诊断医生确诊的癌症标准，又被保存下来。
又过了几年，等新的诊断技术再出来的时候，上述过程又被重复一遍。
这回，误诊的概率，仍然是：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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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大家想想，这全美最有名的十个诊断肿瘤的医生的一致诊断的结果竟然有如此误差，那普通医院的诊断结果，又有多大的可信度呢？

所以，即使被诊断为癌症，但要首先怀疑，是否被误诊。当然，被误诊出这病，说明运气很差的，所以，接下来要做的，是好好琢磨一下自身的运气问题----这运气给重整好，疾病自然也就会消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