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困在身体,身体困在病房 这是一间阴暗的病房,黄色的墙裙已经斑驳脱落,仅有的一扇窗外,是堵黑褐色的墙壁,阳光绝无可能从那窄小的缝隙中洒进。 “嘶——嘶——”,病房里常常静得只剩下这一种声音,听起来像是轻微而黯淡的叹息。但很少有人能猜出,那是被放大的呼吸声。 张在元患上了罕见的运动神经元病。不能说话,也不能进食,甚至无法呼吸。于是几根白色的塑料管从蓝色的呼吸机里伸出来,高高地吊起,插进开胸后的气管,成为支持他呼吸的唯一方式。 远离阳光的日子已经很久了。这位国际知名的建筑师只能一直躺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病床上,除了眼珠,他无法移动全身的任何一个部位,哪怕只是想抬一抬小拇指。他的一只耳朵也坏掉了,因此,只有站在他的左手边大声喊,才可能让他听清。 但他会不断地从这具僵硬的躯体上感受到痛、痒、麻、冷、暖。他仍然保持着敏捷的思维,自从失去运动能力后,他唯一能做的似乎只有漫长的思考。甚至他会用力对前来探望的学生咧嘴,用一种看上去像是微笑的神态打招呼。 2009年4月30日,当武汉大学派出4人,站在他的病床前宣读完一份“终止聘任合同证明书”时,全身瘫痪的他失去了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院长、教授的职务。这或许意味着他此后的医疗费用和有偿住房将无法得以保证。 妻子陈翠梅还记得,听完这份此前全无征兆的证明,张在元“说”出了一句:“谢谢。” 那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说话”,而只是一个口形,因为他早就已经没有发声的能力了。“他只是保持着一个老师的风度。”陈翠梅说。 读完这份只有120个字的“证明书”,工作人员匆匆离开,其中包括4年前与他同一天到任的院党委书记张龙根。张在元在武大城设学院短暂的生活就这样结束了,泪珠一直从这个59岁的瘫痪男人眼里流出来,“快得都来不及擦,就把头发黏湿了”。 2007年10月底张在元开始在武汉中医院住院,健康状况每况愈下。2008年初,他住进中南医院,从VIP病房、重症监护病房,直到今年1月住进呼吸内科的普通病房。陈翠梅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证实,武汉大学校方支付了50多万元,结清了张在元住进普通病房前的所有医疗费。 但是,自从住进普通病房,她已经积攒了一沓厚厚的医院送来的“小白条”。截至11月14日,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住院患者费用通知单”上,张在元累积的医疗费用已达434970.73元。 仅仅就在两年多以前,这个喜欢“在时光倒流中思考城市”的建筑师还无法预想,自己会以这样一种方式被囿于城市最黯淡的一角,即便他在号称中国最美丽的大学校园里设计了一栋最美的楼。 当时由于双腿僵硬,难以行走,他不得不坐上轮椅去北京看病。正值城市设计学院专业教学大楼翻新,教师们带着设计方案追到北京,张在元就坐在病床上“一笔一笔地改”。他像打造那些令他扬名国际的建筑物一样,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哪怕只是“教室桌椅的尺寸、颜色”,或是“教室门牌的样式”。 他为整栋建筑设计了一层翠绿色的栅栏,并亲昵地称这栋楼为“绿楼”。有阳光的时候,教室内会投射出疏淡的影子和绿色的光芒,他总是觉得“学建筑的人应该时刻感受到光影变幻”。 但9个月以来,他的病房里,从没有阳光。 “老人”变“新人” 4年前,没有人会想象到今天发生的这一切。 据称,当时新武大(在2000年由四校合并而成)的城市设计学院正处于尴尬的磨合期。甚至有传言,由于没有学术的标杆人物,这个学院将有可能被解散,“各个学生按照特长分到其他院系”。 当时的校长刘经南院士就在此时找到了在广州主持设计师事务所的张在元。这并不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决定,因为张在元正是城市设计学院的前身、老武大建筑系的创立者。 1984年,武汉大学时任校长刘道玉将还是一名讲师的张在元从武汉城建学院破格调入武汉大学。在此之前,这个当时只有34岁的年轻人已经在日本的建筑比赛中获得大奖。 张在元甫一入校,便向刘校长提出,想在武大创办建筑系。“以讲师带头创办一个系,无论在他,还是在我,都是胆大妄为的。”刘道玉向记者回忆道。 但作为上世纪80年代高校改革的风云人物,刘道玉不缺乏这分“胆量”。这个年轻人便着手筹办。可是从1985年开始,他连续3年申报,连续3次落败。因为那时,建筑系是工科院校的“专利”。 当时国家教委的一个工作人员被这个小伙子的热诚打动,便悄悄告诉他,武汉大学如果想要成功,除非得到钱学森的论证支持。 陈翠梅还记得,当时张在元十分兴奋地说:“会成功的,我和钱老有缘。”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钱学森和张在元就曾在《新华文摘》同一期的同一个栏目里,一前一后地发了两篇文章。他相信,钱老一定看过自己的文章,也会同意自己的论点。 就这样,他独自“进京”,用了一周时间找到钱学森。对方很痛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并亲笔写下5页论证文章。 他捧着这5页纸直奔教委。1987年,武汉大学建立了我国综合类大学中的第一个建筑系。 但是一年之后,张在元放弃了武大的事业编制,应聘为东京大学建筑系的研究员,并于1995年取得东大的博士学位。此后他便开始在美国、西班牙及香港等地讲学,并最终回到广州创办事务所。 为了邀请张在元回校任教,刘经南曾专门两下广州,“请他吃饭”。或许是武大当时的诚意感动了他,2005年,张在元终于回到了阔别17年的武大,并出任院长一职。 这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却没有一种严谨的保障。 由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与张在元三方签订的聘任合同,被一位熟知此事的武大老教授称为“一笔糊涂账”。 甚至,没有人可以说清聘用期限的起止时间。在一份由张在元的法律代理人陈四平提供的聘任合同复印件上,张在元于2005年9月1日签名,校方认定聘期为2005年5月至2009年4月。但其中手写的“5”和“4”两个月份,却是改写自打印的“9”和“8”。在改写数据上有校方盖章,却没有张在元签字。记者向武大方面确认此事,截至发稿,武大尚无回应。 张在元的家人告诉记者,张曾经放在抽屉里的合同原件,已经找不到。他则通过眨眼的方式示意家人,自己并不知道修改日期的事情。 在“工资福利待遇”的条款中,“甲方(武汉大学)为丙方(张在元)提供每月1万元的劳酬(包含养老、医疗、失业以及公伤等保险和公积金中单位承担部分,若因个人未投以上各保险和公积金所引起的后果均由丙方个人承担)。” 武汉大学人事部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张在元的人事关系并不在武大,可能还在他自己的事务所。“他不是我们的全职员工。”该工作人员说。 据武大昨日向媒体发出的“情况说明”,张在元属非全职聘用,不享受校内教职工住房及公费医疗等福利。 答案在哪里 张在元进校之前就已言明,在武大不领工资、不拿奖金。这4年中,他的确做到了。不管是否全职、是否领工资,都并不影响他成为一个受人爱戴的院长。在他进校后的第五个月即已指导4名学生获得UIA(国际建筑师联合会)金奖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奖”,这也是国内大学首次在国际建筑界赢得这样的荣誉。 学生们热爱这个院长,因为“他对学生的关切,他对自己理想的坚持”。一个网名为“恬玮儿”的城设学院学生尽管发帖称,“让张在元院长卸下院长的担子并不是一件需要口诛笔伐的事情”,却也同时声明,“我本人非常喜欢这个院长,自从他病重,好多原来的学生活动就停滞了,创办50期的院刊《轮廓线》停办了,定期的学术讲座《同一地平线》停办了。其他的老师并不能够接下他的担子。” 他曾在2006年筹办“中国轮廓”科学考察活动,18支纵队共由110名学生组成,他们沿着蜿蜒的边境线行走,探访民族风情和建筑风格。在当时的出征仪式上,这位院长自豪地宣布:“如此系统地大规模探索中国整个漫长的国境线上的各种城市、建筑、要塞、村落,在中国建筑史乃至世界建筑史上都还是第一次。这样的一个行动,由我们武汉大学提出。” 当时还是大一新生的欧胜兰没有参加这次活动,但她还盼望着院长曾说过的次年沿欧亚边境线的考察活动。谁都没有想到,那次出征仪式上的讲话,竟成为这位院长最后一次在学生面前公开亮相。 那时他已经感到双腿肌肉无力,但还是坚持着没有坐轮椅来到出征仪式的话筒前。一个当时在旁采访的记者还记得,尽管听说他当时患病,“可是从讲话和精神上一点看不出来”。 这项后来被中央电视台拍成纪录片的大型科考活动,120多万元的经费来自张在元的四处募集。他的家人和朋友猜测,2006年上半年募款路上一次车祸的剧烈震荡,或许是他日后身患绝症的一个诱因,因为他“之前的身体一直非常健康”。 可是这种常常被与最猛烈的癌症相提并论的魔鬼,就是那么悄悄地来了,即便霍金也无法抵挡。但张在元的家人有时会羡慕霍金,“毕竟他当时还可以坐着”。 而这个男人,如今只能躺在床上,肌肉萎缩导致他的肚子呈“舟形”,面颊向内凹陷。除了眼睛里的光芒,很难再看出,他曾经是多么地“充满活力”了。 张在元成了一个“渐冻人”。就像你从字面上猜想的那样,如果他的全身肌肉都被“冻住了”,他就将永远地离开这个世界。 他曾经的事务所“树倒猢狲散”,没有项目,也就没有经济来源。他的妻子自军人转业后没有再就业,而在美国读书的女儿已经休学。 这时,他的家人想到了工资。陈翠梅回忆,学校的一个工作人员曾经告诉她,尽管张在元没有领取工资,但学校一直将工资打入一张工资卡。4年过去了,分文未取的工资卡内应该有50余万元,这对她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 当她想要回这张卡时,却被告知,“卡上的钱用来支付张院长的医疗费了”。这个仍然称自己的丈夫为“张老师”的妻子想不明白,明明是个人的钱,怎么就会被其他人支配了呢。 可是她连想去报案“都没有时间”,她每天在医院陪护,吸痰、按摩、擦身,不能离开病床哪怕一时半刻。 时至今日,这个感到屈辱的家庭仍然没有提起诉讼,“因为这件事太明显了,不需要走到法律程序上去”。陈翠梅只请了并非律师的“法律代理人”。陈四平向武大发出了两封法律代理函,“但没有任何结果”,他这样告诉记者。 陈四平相信,4月30日的“终止聘任”违反了2005年的聘任合同中援引的《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的意见》。根据这条由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法规,“患职业病以及现有医疗条件下难以治愈的严重疾病或者精神病的”,聘用单位不得解除聘用合同。 “你们究竟想怎样解决这件事呢?”有人问他们。 “我们只要求有一个公正的待遇。”陈四平这样回答。 没有人知道张在元的回答。他向外界表达的,只有“嘶——嘶——”的、被放大的呼吸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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