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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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中医学有数千年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产与生活实践中认识生命、维护健康、战胜疾病的宝贵经验总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中医学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防治疾病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
    一、中医学的学科属性
    中医学，是发祥于中国古代的研究人体生命、健康、疾病的科学。它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科学的思维方法，是以自然科学知识为主体、与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相交融的科学知识体系。
    中医学传播到世界各地，对当地民族医学的诞生和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因而在世界传统医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医学的某些理论和认识，如整体思想、体质理论等，正在影响着现代医学的发展。
    中医学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但亦具有浓厚的社会科学的特点，同时还受到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是一门以自然科学为主体、多学科知识相交融的医学科学。
（一）中医学属于自然科学范畴
自然科学是研究自然界各种物质运动、变化和发展规律或本质的学科。中医学研究的对象是人，主要探讨人体的生、长、壮、老、已的生命规律，人体的形态结构、生理功能以及疾病的发生发展和防治规律等，因而具有自然科学的属性。
（二）中医学具有社会科学特性
社会科学是研究人类社会运动变化和发展规律的学科。人不仅具有自然物质（生物）的属性，还具有社会属性。人生活在社会中，必然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由此引起一系列有关健康和疾病的医学问题。社会环境的变更，人的社会地位、经济条件的变化，对人体的身心健康常产生较大影响。因而中医学具有明显的社会科学属性。
（三）中医学受到古代哲学的深刻影响
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中最一般的共同规律的科学。任何一门自然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的作用。中医学发祥于中国古代，受当时的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中医学在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不断吸取了当时的哲学成就，用当时盛行的哲学思想如精气、阴阳、五行等，阐述关于生命、健康、疾病等一系列医学问题，构建了自己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
（四）中医学是多学科交互渗透的产物
除古代哲学思想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构建起到过重要作用外，古代的天文学、气象学、地理学、物候学、农学、生物学、矿物学、植物学、军事学、数学以及酿酒技术、冶炼技术等，都曾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起过重要的促进作用。如气象学知识促进了六淫病因学说的产生，兵法知识奠基了治病原则与方法的形成，对四时物候变化的认识促成了“天人相应”思想的建立等等。
    二、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中医学理论体系，是包括理、法、方、药在内的整体，是关于中医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的科学知识体系。它是以整体观念为主导思想，以精气、阴阳、五行学说为哲学基础和思维方法，以脏腑经络及精气血津液为生理病理学基础，以辨证论治为诊治特点的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
    （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于战国至两汉时期。《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医学专著的成书，标志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
1.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的基础与方法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战国以降，社会的急剧变革和学术的百家争鸣，为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文化氛围。此时，古代医家也加速了对人体自身奥秘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力图将医学的经验上升为理论。他们在医学实践与解剖学成就的基础上，以古代哲学的精气、阴阳、五行学说作为思维方法，创立了藏象、经络、精气血津液神等学说，并在探讨人与自然关系的过程中创立了六淫致病学说，以阐释人体的生理和病理，指导疾病的诊断和防治，逐步建立起中医学的理论体系。
    （1）有利的社会文化背景：战国时期是我国社会大变革的时期。生产关系的改变和生产工具的改进，促进了生产水平的提高，因而使西周时期形成的以农为本的经济结构，在战国以后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与农业相关的科学技术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天文、历算、物候、农学、植物学、矿物学以及冶炼、酿造技术也有诸多创新。这些都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产生了有利的影响。战国时期，在哲学思想方面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了道、儒、法、兵、阴阳等诸家。这一有利的文化氛围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道家关于世界本原与生命起始的探讨，对中医学的生命理论有着深刻的影响；儒家提倡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进取精神和道德观念，对医生的修身及医德的形成有较大影响；兵家的用兵之道，对中医学治疗原则和方法的建立具有一定影响。
    （2）医药知识的积累：从原始社会医药的起源，到战国时期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我国古代医药学家积累了丰富的医药学知识，并将此总结、升华，建立起一些医学理论雏形，为战国以后医药学的发展及理论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殷商时期，药物已相当丰富，不但发明了酒及汤液，而且在医疗实践中应用了治病的“毒药”。 西周时期，人们对疾病的认识已较深刻，并能为疾病确立专门的病名。春秋时期，治疗技术更有所扩展。如《左传》记载，秦国名医医缓曾说：“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说明当时攻（灸疗）、达（针刺）、药（药物治疗）已是医生常用的治疗方法。专业医生的出现，为医学理论的初步形成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如《左传》记载秦国名医医和给晋侯诊病时提出“六气病源说”，用以解释疾病发生的原因，已勾画出中医病因病机理论的雏形。此时可谓医学理论的萌芽阶段。
战国时期，由于专业医生如扁鹊等的大量出现，医学知识有了快速的积累，对疾病已有了一定的诊断方法，《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扁鹊诊病已能“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说明“四诊”方法，这时已基本形成。治病方法也有很大进步，除发展了药物、针灸、导引等丰富多彩的治病方法外，还产生了利用情绪变化治病的精神疗法，《吕氏春秋》就记载了文贽用激怒的方法治愈了齐闵王的忧思病。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一批医学资料中，有一卷帛书《五十二病方》，记载了103个病名，涉及到内、外、妇、儿、五官等科，并记载了药名247个，药方283个，说明战国时期的医药水平已有很大提高。
    医学知识的大量积累，客观上需要整理、总结，使之系统化、理论化，加之社会的发展为此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古代的哲学思想提供了思维方法，因而在众多医学家的共同努力下，撰成了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巨著——《黄帝内经》。
    （3）对人体生命现象和自然现象的观察：古人为了探求人体生命的奥秘及生命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先后采用了两种不同的观察方法，即直接观察法和整体观察法。
    直接观察法，就是采用解剖方法直接观察人体。随着人类知识的发展以及治疗疾病的需要，人们对人体内脏的观察逐渐变为比较自觉的认识活动，把解剖尸体作为认识人体的一条重要途径。如《灵枢•经水》就有“其死可解剖而视之”的记载。通过尸体解剖，人们不但了解了某些脏器的形态，而且还认识了它们的某些功能。如通过对整个消化道的解剖观察，不但了解了整个消化道的长度、容量——食道与肠道的长度比为1∶35（现代解剖为1∶37），胃容纳水谷“三斗五升”，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认识了胃肠道的消化功能及其对机体生命活动的意义。在解剖方法的帮助下，《内经》提出了“心主身之血脉”的见解。另外，通过解剖还发现了肺、脾、肝、肾、膀胱、胆、脑、女子胞等脏器及其各自所处的位置、相互连接的情况和与外在器官的联系，如认识到肺主呼吸，外通于喉、鼻等。
    尽管我国当时的解剖知识居世界领先地位，但只靠直观的解剖方法得到的知识，显然远不能解释当时医疗实践积累起来的宝贵经验，也不可能对更为复杂的生命现象如思维、情绪等作出明确的说明，更不可能将经验上升为指导临床实践的理论。人们只得寻找另外的方法认识人体，这就是整体观察法。
    整体观察法，是把活着的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观察，通过分析人体对不同的环境条件和外界刺激的不同反应，结合已有的解剖知识，并运用精气、阴阳、五行学说进行类比推理，从而认识人体生命活动规律的一种方法。
人体是一个内外统一的整体，体内脏腑的生理病理变化可反映于外，即所谓“有诸内，必形诸外”（《孟子•告子下》），而观察人体外在的生理病理征象，则可推知体内脏腑的变化，即所谓“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脏”（《灵枢•本藏》）。古人经过长期的临床观察，逐渐认识到每一类疾病发作时，总有大致相同的一组症状同时出现，而这一组症状与人体外表的一定部位和器官相联系，又与人体内脏的一定生理功能被破坏有关。在治疗时，又观察到某类药物或某组穴位对某一组症状有较特异的疗效，逐渐摸索出其规律所在。经过无数次的反复实验，便得出了“五脏分证”的规律。所谓“五脏分证”，实际上就是把某一组在某一定部位和器官出现的特定症状，归结为五脏中某一脏的功能失调，把活的机体外部呈现的生理病理征象与内部的脏器统一起来。在治疗时，调理这一脏的生理失常，就能治愈疾病或使病情缓解。随着认识的深入，人们在研究外部征象与内在脏器统一关系的同时，又研究了各脏器之间的关系，对各个脏器之间的联系又有了更多的认识。经过无数次的观察和反复验证，到了《内经》时代，逐渐形成了以五脏为中心的藏象理论。
通过对人体生命现象的整体观察，古人逐渐建立了人体中精、气、血、津液等概念。如对生殖之精的观察和体悟，产生了人体之精的概念；对呼吸之气和人体活动时散发之热气的观察和推理，形成了人体之气的概念等。在古代哲学精气学说和阴阳学说的渗透和影响下，又逐渐认识了人体之精、气、血、津液各自的生理功能和相互之间的关系，并以它们的不同作用和代谢过程解说脏腑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阐释脏腑之间的生理病理联系，于是构建了以功能联系为主导的藏象理论。
    古人在砭刺治病过程中，逐渐发现了针感传导路线。这是建立经络学说的主要依据。随着古人对针感方向和循行路线的总体观察及藏象理论的确立，人们便认为脏腑之间、脏腑与体表及官窍之间必有一定的联系通道，于是把已发现的砭刺感传路线与内在脏腑一一联系，构成了十二经脉的循行。其后，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关于奇经八脉、十二经别、十二经筋、十二皮部、十五别络的认识也先后产生，经络学说便逐渐形成。经络学说的形成，对认识脏腑之间、脏腑与体表及官窍之间的联系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加深了对人体自身整体性的认识。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农业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人们对四时气候变化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在采用以人为中心的整体观察的基础上，人们认识到四时气候的变化，不但对自然界万物的生长变化有影响，而且对人的生理活动和病理变化也有一定影响。自然界气候变化剧烈，超过了人体的适应能力，则成为致病因素。人们还认识到社会、经济地位的改变有时可成为某些疾病发生的原因。于是便产生了人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及人与社会环境相统一的观点。由此加深了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使人们从宏观上把握了人体的生命活动规律和疾病的发生及变化规律。
    （4）古代哲学思想对医学的渗透：先秦时期出现的精气、阴阳、五行各学说，作为思维方法渗透到中医学，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精气学说作为古代哲学中朴素的唯物论思想，对中医学的唯物主义生命观的建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作为古代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推动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也促进了中医学方法学体系的建立。
2.中医学理论体系的确立
战国至秦汉时期的《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医学典籍的问世，标志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确立。
    （1）理论框架的建立：《内经》的问世，是先秦至西汉医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此书约成书于战国至秦汉时期，东汉至隋唐仍有修订和补充。《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共18卷，162篇，是先秦至西汉医学经验和理论的总结，内容十分丰富。该书全面论述了中医学的思维方法，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体的生理、病理及疾病的诊断、防治等，不但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是中医学在理论与实践方面继续发展的基石。
    《内经》注重整体观念，既强调人体自身是一个有机整体，又强调人与自然、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内经》认为，人体结构的各个组成部分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联系的，这种联系表现在生理与病理、脏腑与经络等各个方面。《内经》将体内的脏腑与体表的形体官窍作了对应联系，并认为局部的病变，可以影响到全身或其他脏器，因而在治疗上重视局部与整体的联系。《内经》又提出了人与自然、社会环境相统一的观点，人体的健康与疾病，直接受到四时气候、地理环境以及社会政治经济地位等方面的影响，因而强调在医疗实践中，必须因时、因地、因人制宜，才能作出正确的诊断和治疗。
    《内经》系统地将反映当时文化进步的古代哲学思想如精气、阴阳、五行学说等引入医学领域，作为思维方法以解释人体生命的产生、生命过程的维系、疾病发生的原因机理及诊断防治等。《内经》认为精（气）是宇宙万物包括人类的共同构成本原，人类与宇宙万物存在着同源性，因而具有密切的联系。人体的各脏腑经络形体官窍，也皆由精化生，因而也是同源而相互联系的。《内经》把阴阳的对立统一看成是世界万物的普遍规律，人体内阴阳双方也是平衡协调的。一旦这种平衡遭到破坏，人体就会生病。诊断时应辨明病证的阴阳属性，治疗时则要调整阴阳，使之恢复平衡协调。《内经》运用五行学说，解释人体的生命活动及其与自然界的关系，将世间各种事物和现象，包括四季气候变化、人体生理病理乃至精神状态，都分归于五行之中，并认为人体内的脏腑之间存在着“生克制化”的自我调节，脏腑与自然界之间也存在着相互通应的联系。
    《内经》构建了藏象经络理论，较详细地描述了脏腑的生理功能。这是总结秦汉以前的整体观察结果，并与当时的解剖知识相结合而得出的结论。《内经》在提倡人体解剖的基础上，更重视用整体观察的方法来认识脏腑的生理功能，将观察得出的人体生理机能如呼吸、循环、消化、排泄、生殖、精神心理等分属于五脏，建立起以五脏为中心的五大生理系统，并以精、气、血、津液、神的作用维系和调节着脏腑形体官窍的生理功能，从而初步构建了藏象理论。《内经》对经络学说尤有精辟的论述，不但对十二经脉的循行走向，络属脏腑及其所主病证均有明确记载，而且对奇经八脉、十二经别、十五别络、十二经筋、十二皮部的走向、分布、功能亦有记叙。《内经》总结了秦汉以前人们对经络的认识，并使之系统化、理论化，创立了经络理论。
    《难经》是一部可与《内经》相媲美的古典医籍，相传系秦越人（扁鹊）所作。该书内容简要，辨析精微。全书所述以基础理论为主，涉及生理、病理、诊断、病证、治疗等各个方面，尤其对脉学有较详悉而精当的论述和创见，对经络学说以及藏象学说中命门、三焦的论述，则在《内经》的基础上有所阐扬和发展，与《内经》同为后世指导临床实践的重要理论性著作。
    《伤寒杂病论》的成书，创立了辨证论治的诊治理论。该书为东汉张机（字仲景）所著，后经王叔和分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两部分：前者以六经辨伤寒，后者以脏腑论杂病。该书提出了“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辨证论治原则，使中医学的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为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秦汉时期这三部医学巨著的问世，标志着医学发展的飞跃，即由原先零散的医学知识和医疗经验，上升为系统理论，并建立起独特的医学理论框架。
    （2）治疗技术的发展：随着中医学理论框架的建立，治疗技术也得到相应的发展。在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理论的指导下，中医学确立了一整套治疗思想和原则，如治病求本、三因制宜、正治反治、标本缓急、扶正祛邪及调整阴阳等。在诸多治疗技术中，药物与针灸疗法发展最快，取得的成就也最大。
    药物疗法的发展：由于辨证论治这一临床治疗体系的确立，药物疗法从单一的“对症治疗”发展为有规律的用药，并多采用按一定法度组成的复方，从而提高了治疗效果，也推动了对药物的深入研究。药物研究方面的重大进展，主要表现为《神农本草经》的成书。
    《神农本草经》，简称《本经》或《本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书中载药365种，并根据药物毒性的大小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药无毒，主益气；中品药或有毒或无毒，主治病、补虚；下品药有毒，主除病邪、破积聚。该书不但记载了每种药物的性能、主治，为临床用药提供了方便，而更重要的是提出了“四气五味”的药性理论，明确了“治寒以热药，治热以寒药”的用药原则，使药理学与病理学密切结合，使中医学理论体系更加充实。同时，该书提出单行、相须、相使、相畏、相恶、相反、相杀等“七情和合”的药物配伍理论，为组方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药物理论的提高，促进了方剂的发展。虽《内经》仅载13方，而先于《内经》的《五十二病方》约载方280余首。这些方剂是古代医学家治病经验的总结，反映了汉代以前的方剂学成就。然按照中医辨证论治理论组方疗病者，当推张机的《伤寒杂病论》。该书载方269首（扣除《伤寒论》112方与《金匮要略》262方中的重复者），君臣佐使，配伍严谨，疗效确凿，故被奉为“经方”。     针灸技术的发展：中医的针灸疗法早于药物疗法。针灸疗法约产生于新石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有了较快的发展。当时的许多著名医生都用针灸治疗疾病，如战国时期的扁鹊就善于针灸。他用针刺急救了虢太子的尸厥病，用砭石割除了秦武王面部之疾，等等。《内经》所载治病方法，也多为针灸。该书对针灸理论及穴位的论述颇为详细，记载了365个腧穴（但实际计算与之不符），提出了五输穴及十二原穴的概念，并特别强调补泻手法，记载了逢时补泻、迎随补泻、疾徐补泻、深浅补泻、呼吸补泻、开阖补泻、提插补泻等多种操作方法。
    中医学系统理论的形成促进了治疗技术的发展，而治疗技术的进步和药物方剂学的发展，又进一步修正和完善理论，使中医学理论能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从战国至秦汉时期问世的《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医学典籍所载的内容来看，此时的医学家们不但已构筑起中医学的理论框架，而且已卓有成效地运用了药物、针灸等治病技术，并善于理论联系实践，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更新理论，终于形成了中医学的理、法、方、药为一体的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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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发展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促进了医学在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进步，医学理论不断创新，治疗技术不断提高。中医学在汉代以后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
    1.魏晋隋唐时期
    魏晋南北朝，历隋唐至五代，前后七百余年。医学理论与技术，随着这一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有新的提高，出现了众多名医名著，推动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发展。
    晋•王叔和编撰的《脉经》，是我国第一部脉学专著。该书首次从基础理论到临床实践，对中医脉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提倡“寸口诊法”，明确了左寸主心与小肠，关主肝胆，右寸主肺与大肠，关主脾胃，两尺主肾与膀胱的三部脉位；描绘了浮、芤、洪、滑、数、促、弦、紧等24种病脉的脉象形态及其所主病证，推动了寸口脉诊法的普遍应用。
    晋•皇甫谧编撰的《针灸甲乙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针灸学专著。该书叙述了藏象、经络、腧穴、标本、九针、刺法、诊法、病证、治法等内容，是集魏晋以前针灸经络理论之大成，对后世针灸的发展贡献很大。
    隋•巢元方编撰的《诸病源候论》，是我国第一部病因病机证候学专著。该书以1729论分述内、外、妇、儿、五官、皮肤等诸科病证的病因、病机和症状，尤重于病源的研究，如指出疥疮是由疥虫所致，寸白虫（绦虫）病是吃不熟的牛肉造成，“漆疮”的发生与体质有关，某些传染病是由自然界的“乖戾之气”引起，并有“转相染易”的特点等。
    唐•孙思邈编撰《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可称我国第一部医学百科全书。两书详述了唐以前的医学理论、方剂、诊法、治法、食养等，代表了盛唐的医学发展水平。他提出的医生在医德方面的要求和所要达到的境界，可谓开中国医学伦理学之先河。
    2.宋金元时期
    宋金元时期，是我国科学技术发展较快、成果较多的时期。随着科学文化的发展，医学也有长足的进步。宋代及金元时期，医学发展迅速，且流派纷呈，建树较多，对后世医学的发展影响很大。
    南宋陈言（字无择）据张仲景“千般★疢难，不越三条”的论点，进一步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与《内经》有关论述，著成《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一书，简称《三因方》。全书共18卷，将病因归纳为三大类：外感六淫为外因，七情内伤为内因，而饮食所伤、叫呼伤气、虫兽所伤、跌打损伤、中毒、金疮等为不内外因。该书以病因与病证相结合的方法，系统阐述了三因理论。陈言的病因三分法，是对宋代以前病因理论的总结，对其后病因学的发展，影响极为深远。
    金元时期的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等人，对中医学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后人尊称为“金元四大家”。
    刘完素（字守真），创河间学派（后人尊称刘河间），倡导火热论。他认为“六气皆从火化”，化火化热是外感病的主要病机，而内伤病中“五志过极皆为热甚”。百病皆因火热，故在治疗中力主以寒凉清热，后人称其为“寒凉派”。 代表作有《素问玄机原病式》、《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等。
    张从正（字子和，号戴人），师从刘完素，提出邪非人身所有，“邪去正自安”，不可滥用补药的新见解，治病以汗、吐、下三法攻邪为主，后人称其为“攻邪派”。代表作为《儒门事亲》。
    李杲（字明之，号东垣老人，后人尊称李东垣），师从易水学派的创始人张元素（字洁古），强调胃气对发病的决定性作用，倡言“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善用温补脾胃之法，后人称其为“补土派”。代表作为《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等。
    朱震亨（字彦修，号丹溪翁，后人尊称朱丹溪），传河间之学，创造性地阐明了相火的常变规律，认为相火有“生生不息”功能，“人非此火不能有生”，而相火妄动，即属邪火，能煎熬真阴，从而得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结论。治疗上倡导“滋阴降火”，后人称其为“滋阴派”。代表作为《格致余论》。
    金元四大家之论，各有创见，从不同角度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理论。
    3.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是中医学理论的综合汇通和深化发展阶段，既有许多新的发明和创见，又有对医学理论和经验的综合整理，编撰了大量的医学全书、丛书和类书。
    明代命门学说的产生，为中医学的藏象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张介宾（字景岳）、赵献可（字养葵）等医家，对刘完素、朱震亨的学术观点持不同见解，反对以寒凉药物攻伐人体阳气，强调温补肾阳和滋养肾阴在养生康复与防治疾病中的重要性。张介宾提出了“阳非有余”、“真阴不足”的见解，主张补养肾阳与肾阴。赵献可认为命门为人身之主，特著《医贯》一书强调“命门之火”在养生、防病中的重要意义。命门学说对中医学理论和临床各科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尤其对养生防病以及慢性疾病和老年病的康复治疗，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明清时期温病学说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医学理论的创新与突破。温病是多种急性热病的统称，多具有传染性和流行性。温病学说源于《内经》、《难经》及《伤寒杂病论》，后经历代医家的不断补充和发展，至明清臻于成熟。在温病学说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明代的吴有性及清代的叶桂、薛雪、吴瑭等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吴有性（字又可）著《温疫论》，创“戾气”说，对温疫病的病因有卓越之见。他指出，温疫病的病因为“戾气”，而非一般的六淫病邪；戾气多“从口鼻而入”，往往递相传染，形成地域性大流行，症状、病程多类似；不同的疫病，有不同的发病季节；人与禽畜皆有疫病，但多各不相同。在细菌和其他微生物被人类发现之前200余年，吴有性对传染病的病因有如此深刻的见解，确是难能可贵的。
    叶桂（字天士，号香岩）著《温热论》，阐明了温热病发生发展的规律：“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创建了温热病的卫气营血辨证理论，对清代温病学说的发展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薛雪（字生白）著《湿热条辨》，对湿热病（温病中之一类）的病因、症状、传变规律、治则治法等，作了简要阐述，对温病学说的发展做出一定贡献。
    吴瑭（字鞠通）著《温病条辨》，创立了温热病的三焦辨证理论，指出：“凡病温者，始于上焦，在手太阴”；“上焦病不治则传中焦，胃与脾也”；“中焦病不治，即传下焦，肝与肾也”。使温病学说得到进一步发展，逐渐走向系统与完善。
    另外，清•王清任（字勋臣）著《医林改错》，改正了古医籍中在人体解剖方面的某些错误，肯定了“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并发展了瘀血理论，创立了多首治疗瘀血病证的有效方剂，对中医学气血理论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
    4.近代与现代
    近代时期（鸦片战争后），随着社会制度的变更，西方科技和文化的传入，中西文化出现了大碰撞，中医学理论的发展呈现出新旧并存的趋势：一是继续走收集和整理前人的学术成果之路，如30年代曹炳章主编的《中国医学大成》，是一部集古今中医学大成的巨著；二是出现了中西汇通和中医学理论科学化的思潮，以唐宗海、朱沛文、恽铁樵、张锡纯为代表的中西汇通学派，认为中西医互有优劣，可以殊途同归，主张汲取西医之长以发展中医，如张锡纯所著的《医学衷中参西录》，即是中西汇通的代表作。
    现代时期（建国后），国家大力提倡中西医结合，继而倡导以现代多学科方法研究中医。因而此时期中医学理论的发展主要呈现出三方面的趋势：一是中医学理论经过梳理研究而更加系统、规范，如20世纪60年代编写的全国统编教材《内经讲义》，发展为70年代的《中医学基础》，再分化为80年代《中医基础理论》，即其标志；二是用哲学、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现代实证科学等多学科方法研究中医学，大量的专著和科研成果相继出现；三是对中医学理论体系构建的思维方法进行研究，探讨中医学理论概念的发生之源与继续发展、创新之路。
    （三）中医学理论的继承与创新
    中医基础理论的发展与现代化，必须走继承与创新并行的发展之路。继承是创新的基础，继承的目的是创新。只有重视继承，才能将中医学的传统理论传承下来，为发展和创新奠定基础；创新是中医学继续发展的需要，是中医学新理论、新观点的产生之源，也是中医学的生命之源。
    1.继承是一切研究的基础和前提
    中医学两千多年的发展史表明，无论是医学理论的进步，还是临床诊治技能的提高，都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人们对自然界和人体认识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后世医家在继承前贤理论、经验和教训的前提下，结合自己的医疗实践，不断创新而丰富和完善起来的。因此，继承是一切研究的基础，是创新和发展的前提。从某种意义上讲，科学地充分地继承先贤们的理论和经验，使之系统化、规范化，即是对中医学的发展和创新。
    藏象、经络、精气血津液神、体质、病因、发病、病机、防治等理论，是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应下大功夫对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和概念作一系统的研究，明确其基本内涵。这是中医基础理论的继承性研究应达到的基本目标，也是中医学理论继续发展、创新和走向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
    2.中医学理论的创新思路
    以整体观念为指导，保持中医学基本理论的特色。中医学强调人体自身的整体性，包括各个部分的全息性和部分之间的联系性。中医学以整体思维来研究人体，认为任何一个部分的机能都是整体机能的反映。按照中医学的整体思维来研究人体某一具体的脏腑、经络、形体、官窍的某一功能，是由整体到部分的研究思路。
    将中医学理论纳入现代科学研究序列。中医学属自然科学，当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和发展中医学理论。即在明确某一理论和概念之内涵的基础上，抓住某一点或某一环节进行细致的深层次的微观研究，探讨其内在的机制或机理，对某一理论或概念作出科学的阐释。
    强化中医学思维方法的研究。精气、阴阳、五行学说在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构筑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它们是作为一种思维方法或解释性模型来说明人体脏腑经络及精气血津液的作用和功能的，来阐释人体的生命活动规律的。就目前而言，它们仍是中医学的主要思维方法，其合理的内核、科学的精髓以及方法学方面的作用，仍有继续深入发掘的必要。在发掘传统思维方法的同时，开展微观、局部、逻辑、系统等思维方法的研究，构建中医学新的方法学体系。中医学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只用传统的思维方法来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注重和发展在整体观念指导下的局部的、形态的、微观的研究。
    注重中医学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发展。“生物—心理—社会”现代医学模式在70年代已经提出，医学不再是单一的生物医学，已经融合了诸多人文社会学科的知识，身心医学的发展就说明了这一点。中医学受古代哲学的深刻影响，也融有大量的社会学知识。中医学整体思想的建立，强调自然和社会环境对人体的影响，就是这种思想的反映。但中医学的人文社会学知识，应在吸收古代哲学思想精华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古今中外人文科学中的精华，使其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和发展。
    创建科学的假说和构建新的理论。在以继承性研究确立中医学某一基本理论和概念的内涵，以及以现代科学手段对该理论和概念的内涵作深化研究的过程中，科学的假说和新的理论就可能产生。体质病理学说、脏腑—精气—阴阳理论体系、多种情志交织致病说、毒邪说等新理论或新假说的提出，对中医学理论的现代化进程和临床诊治水平的提高，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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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医学理论体系的主要特点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主要特点，一是整体观念，二是辨证论治。
    （一）整体观念
    整体观念，是中医学关于人体自身的完整性及人与自然、社会环境的统一性的认识。整体观念认为，人体是一个由多层次结构构成的有机整体。构成人体的各个部分之间，各个脏腑形体官窍之间，结构上不可分割，功能上相互协调、相互为用，病理上相互影响。人生活在自然和社会环境中，人体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必然受到自然环境、社会条件的影响。人类在适应和改造自然与社会环境的斗争中维持着机体的生命活动。
    整体观念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方法在中医学中的具体体现，是同源异构及普遍联系思维方法的具体表达，要求人们在观察、分析、认识和处理有关生命、健康和疾病等问题时，必须注重人体自身的完整性及人与自然社会环境之间的统一性和联系性。整体观念贯穿于中医学的生理、病理、诊法、辨证、养生、防治等各个方面，是中医学基础理论和临床实践的指导思想。
    中医学的整体观念，主要体现于人体自身的整体性和人与自然、社会环境的统一性两个方面。
1.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
人体是一个内外联系、自我调节和自我适应的有机整体。人体是由若干脏腑、形体、官窍组成的，而各个脏腑、形体和官窍各有不同的结构和功能，但它们不是孤立的、肢解的、彼此互不相关的，而是相互关联、相互制约和相互为用的。因此，各个脏腑形体官窍，实际上是人体整体结构的一部分；各个脏腑形体官窍的功能，实际上是整体功能的一部分。
    （1）生理上的整体性：人体自身在生理上的整体性，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构成人体的各个组成部分在结构与功能上是完整统一的，即五脏一体观；二是人的形体与精神是相互依附、不可分割的，即形神一体观。
五脏一体观：人体由五脏（心、肝、脾、肺、肾）、六腑（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形体（筋、脉、肉、皮、骨）、官窍（目、舌、口、鼻、耳、前阴、后阴）等构成。各个脏腑组织器官在结构上彼此衔接、沟通。它们以五脏为中心，通过经络系统“内属于腑脏，外络于肢节”的联络作用，构成了心、肝、脾、肺、肾五个生理系统（表0-1）。

   表0-1人体生理系统简表
系  统   五脏    六腑    五体   官窍             经     脉
心系统    心     小肠     脉     舌       手少阴心经，手太阳小肠经
肝系统    肝      胆      筋     目       足厥阴肝经，足少阳胆经
脾系统    脾      胃      肉     口       足太阴脾经，足阳明胃经
肺系统    肺     大肠     皮     鼻       手太阴肺经，手阳明大肠经
肾系统    肾     膀胱     骨   耳及二阴   足少阴肾经，足太阳膀胱经

    心、肝、脾、肺、肾五个生理系统之间，又通过经络系统的沟通联络作用，构成一个在结构上完整统一的整体。每个生理系统中的任何一个局部，都是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
    结构的完整为机能的统一奠定了基础。精、气、血、津液是构成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维持人体各种生理机能的精微物质。精、气、血、津液分布、贮藏、代谢或运行于各个脏腑形体官窍中，支撑了它们各自的功能，并使它们之间密切配合，相互协调，共同完成人体的各种生理机能，从而维持了五个生理系统之间的协调有序。同时，脏腑的功能活动又促进和维持了精、气、血、津液的生成、运行、输布、贮藏和代谢，从而充实了形体，支持了脏腑形体官窍的机能。这种以五脏为中心的结构与机能相统一的观点，称为“五脏一体观”。
    根据五脏一体观，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一方面要靠各脏腑正常地发挥自己的功能，另一方面要依靠脏腑间，即五个生理系统间的相辅相成的协同作用和相反相成的制约作用，才能维持协调平衡。
    人体的脏腑组织器官虽各有不同的功能，但都在心的主持下，协调一致，共同完成机体统一的机能活动。因此，人体又是一个以心为主导，各脏腑密切协作的有机整体。
    心因其藏神而为五脏六腑之大主。心神是机体生命活动的主宰。神能驭气，气有推动和调控脏腑功能的作用，故心神能够控制和调节全身脏腑经络形体官窍的功能。诸如心气推动和调控心脏的搏动以行血，肝气疏泄以调畅气机、舒畅情志，肺气宣降以行呼吸和水液，脾气运化水谷和统摄血液，肾气主生殖、司水液代谢和纳气等，都有赖于心神的统一主导。故《素问•灵兰秘典论》说：“主明则下安，主不明则十二官危。”
    人体的生命活动正常与否，除心为主导外，还取决于五脏之间的功能是否协调。在完成整体机能方面，五脏之间是密切配合，协调统一的。如血液的循行，虽由心所主，还需要肺、肝、脾等脏的协助。心脏的搏动推动血液运行全身；肺主气而辅助心运血；肝主疏泄而促进血液的运行；肝主藏血，又能调节循环血量；脾主运化，既为血液生化之源，又能统摄血液运行于脉中。此四脏紧密配合，才能维持正常的血液循环。五脏既各司其职，又相互协调，是维持人体复杂机能的保证。
    由于人体外在的形体官窍，分别归属于以五脏为中心的五个生理系统，而这五个生理系统之间又存在着协调统一的关系，因而这些外在形体官窍的功能，不仅与其内在相应的脏腑密切相关，而且与其他脏腑的功能也有联系。如筋的作用是联缀关节而主司运动，主要依赖于肝之精气或肝血的滋养，故称肝主筋。但筋的功能还依靠全身气血津液的濡养。因某种原因致使气血津液耗伤过多，也往往出现筋脉拘挛、抽搐等病变。这说明筋不但与肝有关，而且与心、脾等脏也有密切的关系。又如目是主司视觉的，而目之所以能视万物，主要依靠肝血或肝之精气的濡养。肝血或肝之精气亏虚而不能养目时，就会出现两目干涩，视物昏花等现象。但《灵枢•大惑论》又有“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之论。故目之视觉功能，不但与肝之精气盈亏有关，而且与其他脏腑的精气是否充足亦有关。由此可见，人体外在的形体官窍与内在脏腑密切联系，它们的功能实际上是整体机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充分体现了人体内外的整体统一性。
    形神一体观：形体与精神是生命的两大要素，二者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形体，是指构成人体的脏腑、经络、五体和官窍及运行或贮藏于其中的精、气、血、津液等。它们以五脏为中心，以经络为联络通路，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并通过精、气、血、津液的贮藏、运行、输布、代谢，完成机体统一的机能活动。
    神，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神，是指人体生命活动的总体现或主宰者；狭义的神，是指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包括情绪、思想、性格等一系列心理活动。
    形神一体观，即是形体与精神的结合与统一。在活的机体上，形与神是相互依附，不可分离的。形是神的藏舍之处，神是形的生命体现。神不能离开形体而单独存在，有形才能有神，形健则神旺。而神一旦产生，就对形体起着主宰作用。形神统一是生命存在的保证。
    精是构成人之形体的最基本物质，也是化气生神的物质基础，而精藏于脏腑之中而不妄泄，又受神和气的控制和调节。气是人体内活力很强不断运动的精微物质，是推动和调节人体生命活动的根本动力。气也是化生神的基本物质，气充则神旺，而气的运行，又赖神的控制和调节，即所谓“神能驭气”。精、气、神为人身“三宝”：精为基础，气为动力，神为主宰，构成“形与神俱”的有机整体。
    由于精与气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人体又是以五脏为中心构成的有机整体，因而精神情志活动与五脏精气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医学认为，精神情志活动由五脏精气产生，由五脏共同主持，但总由心来统领。五脏精气充盛，功能协调，则精神充沛，思维快捷，反应灵敏，言语流利，情志活动处于正常范围，既无亢奋，也无抑郁。若五脏精气不充，功能失调，则会出现精神情志方面的异常变化。另一方面，精神情志活动的异常也可影响五脏的功能，突然强烈或长期持久的情志刺激，超越了人体的生理调节能力，常易影响五脏气机，引起五脏精气的相应病变。
    （2）病理上的整体性：中医学在分析病证的病理机制时，着眼于整体，着眼于局部病变引起的整体性病理反映，把局部病理变化与整体病理反映统一起来。既重视局部发生病变的脏腑经络形体官窍，又不忽视病变之脏腑经络对其他脏腑经络的影响。
    人体是一个内外紧密联系的整体，因而内脏有病，可反映于相应的形体官窍，即所谓“有诸内，必形诸外”（《孟子•告子下》）。在分析形体官窍疾病的病理机制时，应处理好局部与整体的辩证关系。一般地说，局部病变大都是整体生理机能失调在局部的反映。如目的病变，既可能是肝之精气的生理功能失调的反映，也可能是五脏精气功能失常的表现。因而对目病之病理机制，不能单从目之局部去分析，而应从五脏的整体联系去认识。
    脏腑之间，在生理上既然是协调统一、密切配合的，在病理上也必然是相互影响的。如肝的疏泄功能失常时，不仅肝脏本身出现病变，而且常影响到脾的运化功能而出现脘腹胀满、不思饮食、腹痛腹泻等症，也可影响肺气的宣发肃降而见喘咳，还可影响心神而见烦躁不安或抑郁不乐，影响心血的运行而见胸部疼痛。因此，五脏之中，一脏有病，可影响他脏。在分析某一脏病的病机时，既要考虑到本脏病变对他脏的影响，也要注意到他脏病变对本脏的影响。
    由于人体又是形神统一的整体，因而形与神在病理上也是相互影响的。形体的病变，包括精、气、血、津液的病变，可引起神的失常，而精神情志的失常，也能损伤形体而出现精、气、血、津液的病变。
（3）诊治上的整体性：人体的局部与整体是辩证统一的，各脏腑、经络、形体、官窍在生理与病理上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因而在诊察疾病时，可通过观察分析形体、官窍、色脉等外在的病理表现，推测内在脏腑的病理变化，从而作出正确诊断，为治疗提供可靠依据。如《灵枢•本藏》说：“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脏，则知所病矣。”
    验舌诊病是一种由外察内的诊病方法。由于舌直接或间接地与五脏六腑相通，因而内在脏腑的功能状态可反映于舌。验舌不但可知脏腑精气的虚实，而且还可推断疾病的轻重缓急和逆顺转归。面部色泽是内在脏腑精气的外荣，故诊察面部色泽可知脏腑精气的盛衰以及病邪之所在。验舌与面部色诊都是中医学整体诊病思想的具体体现。
    在疾病的治疗方面，中医学也强调在整体层次上对病变部分进行调节，使之恢复常态。调整阴阳，扶正祛邪，以及“从阴引阳，从阳引阴，以右治左，以左治右”，“病在上者下取之，病在下者高取之”，都是在整体观念指导下确立的治疗原则。
    局部病变常是整体病理变化在局部的反映，故治疗应从整体出发，在探求局部病变与整体病变的内在联系的基础上确立适当的治疗原则和方法。如对口舌生疮的治疗，由于心开窍于舌，心与小肠相表里，口舌生疮多由心与小肠火盛所致，故可用清心火的方法治疗。处方遣药时，酌加利水之品，以让火热随小便而出。心火与小肠火得泻，口舌生疮自愈。再如久泻不愈，若属肾阳虚衰，其病虽发于下，但可以艾灸巅顶之百会穴以调之，督脉阳气得温，肾阳得充，泄泻自愈，即所谓“下病上取”；眩晕欲仆，若为水不涵木，其病虽发于上，但可以针灸足心之涌泉穴以调之，肾水得充，涵养肝阳，眩晕自减，即所谓“上病下取”。
    人体是形神统一的整体，形病可引起神病，神病亦可致形病，故中医学强调形神共养以养生防病，形神共调以康复治疗疾病。在养生方面，既要“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并加强身体锻炼以养其形，使形健而神旺，又要恬★惔虚无，怡畅情志以养神，使神清而形健。在康复治疗疾病时，若因躯体病变引致精神情志病变时，当以治疗躯体疾病（治形）为先；若为精神情志的伤害引致躯体疾病，则当先调理精神情志的失调（治神）。但由于“神乃形之主”，躯体疾病多伴有程度不同的精神损害，而这些精神损害又常阻碍躯体疾病的治疗和康复，故重视调理精神情志在整个疾病治疗和康复过程中的作用，强调首先“治神”。
2.人与自然环境的统一性
人类生活在自然界中，自然界存在着人类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大自然存在的阳光、空气、水、温度、磁场、引力、生物圈等，构成了人类赖以生存、繁衍的最佳环境。同时，自然环境的变化又可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体的生命活动。这种人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的认识，即是“天人一体”的整体观。
    人类是宇宙万物之一，与天地万物有着共同的生成本原。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宇宙万物是由“道”、“太极”或“气”产生的。以“气”作为宇宙万物初始本原的思想，即是“气一元论”。气分阴阳，以成天地。天地阴阳二气交感，万物化生。如《周易•系辞上》说：“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素问•宝命全形论》说：“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体的生命过程，必然受到大自然的规定和影响，而自然环境的各种变化，如寒暑的更替、地域的差异也必然对人体的生理病理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故《灵枢•邪客》说：“人与天地相应也。”
    （1）自然环境对人体生理的影响：自然环境主要包括自然气候和地理环境，古人以“天地”名之。天地阴阳二气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故人体的生理活动必受天地之气的影响而有相应的变化。
    气候是由自然界阴阳二气的运动变化而产生的阶段性天气征象。一年间气候变化的规律一般是春温、夏热、秋凉、冬寒。自然界的生物在这种规律性气候变化的影响下，出现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等相应的适应性变化，而人体生理也随季节气候的规律性变化而出现相应的适应性调节。如《灵枢•五癃津液别》说：“天暑衣厚则腠理开，故汗出……天寒则腠理闭，气湿不行，水下留于膀胱，则为溺与气。”同样，气血的运行，在不同季节气候的影响下也有相应的适应性改变。人体的脉象可随季节气候的变化而有相应的春弦、夏洪、秋毛、冬石的规律性变化，如《素问•脉要精微论》说：“四变之动，脉与之上下。”“春日浮，如鱼之游在波；夏日在肤，泛泛乎万物有余；秋日下肤，蛰虫将去；冬日在骨，蛰虫周密。”明•李时珍《濒湖脉学》也指出了四时脉象的规律性变化：“春弦夏洪，秋毛冬石，四季和缓，谓之平脉。”表明人体的生理机能随季节气候的变化自有相应的适应性调节。另外，人体经络气血的运行还受风雨晦明的影响。据《素问•八正神明论》所言，天温日明，阳盛阴衰，人体阳气也随之充盛，故气血无凝滞而易运行；天寒日阴，阴盛阳衰，人体阳气亦弱，故气血凝涩而难行。
    不仅四季气候变化对人体生理活动有影响，一日之内的昼夜晨昏变化，对人体生理也有不同影响，而人体也要与之相适应。《素问•生气通天论》说：“故阳气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这种人体阳气白天趋于体表，夜间潜于内里的运动趋向，反映了人体随昼夜阴阳二气的盛衰变化而出现的适应性调节。
    地域环境是人类生存环境的要素之一，主要指地势的高低、地域性气候、水土、物产及人文地理、风俗习惯等。地域气候的差异，地理环境和生活习惯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人体的生理活动和脏腑机能，进而影响体质的形成。如江南多湿热，人体腠理多稀疏；北方多燥寒，人体腠理多致密。长期居住某地的人，一旦迁居异地，常感到不适应，或生皮疹，或生腹泻，习惯上称为“水土不服”。这是由于地域环境的改变，机体暂时不能适应之故。但经过一段时间后，也就逐渐适应了。这说明地域环境对人体生理确有一定影响，而人体的脏腑也具有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
    人对生存环境的适应不是消极的、被动的，而是积极的，主动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逐渐深入，人类自身不仅能主动地适应自然，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改造自然，美化环境，使大自然为人类服务。
    （2）自然环境对人体病理的影响：人类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是有限的，如果气候变化过于剧烈或急骤，超越了人体的适应能力，或机体的调节机能失常，不能对自然环境的变化作出适应性调节时，就会导致疾病的发生。因此，疾病的发生关系到人体正气的适应、调节、抗邪等能力与自然界邪气的致病能力两个方面。若人体正气充沛，适应、调节及抗病能力强，能抵御邪气的侵袭，一般不会发病；若气候特别恶劣，而人体正气相对不足，抵御病邪的能力相对减退，病邪就会乘虚侵入而致病。
    在四时气候的异常变化中，每一季节都有其不同特点。因此，除一般性疾病外，常可发生一些季节性多发病或时令性流行病。如《素问•金匮真言论》说：“长夏善洞泄寒中，秋善病风疟。”
    在疾病发展过程中，或某些慢性病恢复期中，也往往由于气候剧变或季节交替而使病情加重、恶化或旧病复作。如关节疼痛的病证，常在寒冷或阴雨天气时加重。也有一些疾病，由于症状加重而能预感到天气即将发生变化或季节要交替等情况，如《素问•风论》指出头风病“先风一日则病甚”。
    昼夜的变化，对疾病也有一定影响。《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说：“夫百病者，多以旦慧、昼安、夕加、夜甚……朝则人气始生，病气衰，故旦慧；日中人气长，长则胜邪，故安；夕则人气始衰，邪气始生，故加；夜半人气入藏，邪气独居于身，故甚也。”中午之前，人身阳气随自然界阳气的渐生而渐旺，故病较轻；午后至夜晚，人身阳气又随自然界阳气的渐退而渐衰，故病较重。
    地域环境的不同，对疾病也有一定的影响。某些地方性疾病的发生，与地域环境的差异密切相关。如《素问•异法方宜论》指出：东方傍海而居之人易得痈疡，南方阳热潮湿之地易生挛痹。地域环境不同，人们易得的疾病也不一样。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瘿候》指出瘿病的发生与“饮沙水”有关，已认识到此病与地域水质的密切关系。
    （3）自然环境与疾病防治的关系：由于自然环境的变化时刻影响着人的生命活动和病理变化，因而在疾病的防治过程中，必须重视外在自然环境与人体的关系，在养生防病中顺应自然规律，在治疗过程中遵循因时因地制宜的原则。《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故治不法天之纪，不用地之理，则灾害至矣。”
    气候变化影响着人体的生理、心理和病理变化，故在养生防病中，要顺应四时气候变化的规律，“法于四时”，“四气调神”，“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与自然环境保持协调统一，使精神内守，形体强壮。在气候变化剧烈或急骤时，要“虚邪贼风，避之有时”，防止病邪侵犯人体而发病。在治疗疾病时，要做到“必先岁气，无伐天和”，充分了解气候变化的规律，并根据不同季节的气候特点来考虑治疗用药，即所谓“因时制宜”。因时制宜的用药原则一般是春夏慎用温热，秋冬慎用寒凉。但对“能夏不能冬”的阳虚阴盛者，夏不避温热；对“能冬不能夏”的阴虚阳亢者，冬不避寒凉。夏用温热之药培其阳，则冬不发病；冬用凉润之品养其阴，则夏日病减。遵四时之变而预培人体之阴阳，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此即所谓“冬病夏治”，“夏病冬治”。另外，根据人体气血随自然界阴阳二气的盛衰而有相应的变化，并应时有规律地循行于经脉之中的推理，古人创立了“子午流注针法”，按日按时取穴针灸，可更有效地调理气血、协调阴阳以防治疾病。
    人体的生理病理变化还受地域环境的影响，故在养生防病中，要选择适宜的地理环境，充分利用大自然所提供的各种条件，并积极主动地适应和改造自然环境，以提高健康水平，预防疾病的发生。我国的地理特点，是西北地势高而东南地势低，西北偏于寒凉干燥而东南偏于温热湿润。由于地有高下之异，气有温凉之别，故治疗时应因地制宜，西北少用寒凉之药而东南慎用辛热之品。
3.人与社会环境的统一性
人生活在纷纭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其生命活动必然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人与社会环境是统一的，相互联系的。
    人不单是生物个体，而且是社会中的一员，具备社会属性。人体的生命活动，不仅受到自然环境变化的影响，而且受到社会环境变化的制约。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法律、婚姻、人际关系等社会因素，必然通过与人的信息交换影响着人体的各种生理、心理活动和病理变化，而人也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交流中，维持着生命活动的稳定、有序、平衡、协调，此即人与社会环境的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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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环境对人体生理的影响：社会环境不同，造就了个人的身心机能与体质的差异。这是因为社会的变迁，会给人们的生活条件、生产方式、思想意识和精神状态带来相应的变化，从而影响人的身心机能的改变。一般说来，良好的社会环境，有力的社会支持，融洽的人际关系，可使人精神振奋，勇于进取，有利于身心健康；而不利的社会环境，可使人精神压抑，或紧张、恐惧，从而影响身心机能，危害身心健康。金元时期的李杲曾指出处于战乱时期的人民，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损害：“向者壬辰改元，京师戒严，迨三月下旬，受敌者凡半月。解围之后，都人之有不病者，万无一二；既病而死者，继★踵不绝。”
    政治、经济地位的高低，对人的身心机能有重要影响。政治、经济地位过高，易使人骄傲、霸道、目空一切，如《灵枢•师传》指出养尊处优的“王公大人，血食之君，骄恣纵欲，轻人”。政治、经济地位低下，容易使人产生自卑心理和颓丧情绪，从而影响人体脏腑的机能和气血的流通。政治、经济地位的不同，又可影响个体体质的形成。如明•李中梓指出：“大抵富贵之人多劳心，贫贱之人多劳力；富贵者膏粱自奉，贫贱者藜藿苟充；富贵者曲房广厦，贫贱者陋巷茅茨；劳心则中虚而筋柔骨脆，劳力则中实而骨劲筋强；膏粱自奉者脏腑恒娇，藜藿苟充者脏腑坚固；曲房广厦者玄府疏而六淫易客，茅茨陋巷者腠理密而外邪难干”（《医宗必读•富贵贫贱治病有别论》）。因此，由于个人所处的环境不同，政治经济地位不同，因而在身心机能和体质特点上有一定差异。
（2）社会环境对人体病理的影响：社会环境常有变更，人的社会地位、经济条件也随之而变。剧烈、骤然变化的社会环境，对人体脏腑经络的生理机能有较大的影响，从而损害人的身心健康。《素问•疏五过论》指出：“尝贵后贱”可致“脱营”病，“尝富后贫”可致“失精”病，并解释说：“故贵脱势，虽不中邪，精神内伤，身必败亡；始富后贫，虽不伤邪，皮焦筋屈，痿★躄为挛。”这说明社会地位及经济状况的剧烈变化，常可导致人的精神情志的不稳定，从而影响人体脏腑精气的机能而致某些身心疾病的发生。不利的社会环境，如家庭纠纷，邻里不和，亲人亡故，同事之间或上下级之间的关系紧张等，可破坏人体原有的生理和心理的协调和稳定，不仅易引发某些身心疾病，而且常使某些原发疾病如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肿瘤的病情加重或恶化，甚至死亡。故《素问•玉机真藏论》说：“忧恐悲喜怒，令不得以其次，故令人有大病矣。”

社会医学与医学社会学的研究说明，社会因素是造成紧张状态的重要原因，在许多精神疾病和躯体疾病的发生、发展和转归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所谓紧张状态，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紧张状态，是人在整个生活情景中对有威胁性和不愉快因素的情绪反应和身体反应。人体处于紧张状态时的反应本来是要防止身体受损，是一种防御机制，但若这种防御反应不适当，反因此而生病。此类疾病统称为“紧张状态病”。如心血管病、糖尿病、消化性溃疡、神经官能症等身心疾病都属于这一类疾病。紧张状态是非特异性致病因素，可与许多疾病的发生有关。但由于各种人体内部及外部条件因素的制约，个体对疾病的易感性不同，所以有的人在紧张状态时易引起精神情志方面的反应，有的则易引起生理机能方面的反应；有的人对紧张状态的反应发展为冠心病，而另外的人可能发展为糖尿病或其他身心疾病。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生活的提高，也出现了人口增长、资源减少、环境污染、人事日繁、失业待岗等困扰，致紧张因素也日趋多样化，精神紧张、情绪压抑、安全感与稳定感的低下或缺失，在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变化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在中医学整体观念的指导下，以中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社会因素对生命、健康和疾病的影响，越来越具有现实意义。

（3）社会环境与疾病防治的关系：由于社会环境的改变主要通过影响人体的精神情志而对人体的生命活动和病理变化产生影响，因而预防和治疗疾病时，必须充分考虑社会因素对人体身心机能的影响，尽量避免不利的社会因素对人的精神刺激，创造有利的社会环境，获得有力的社会支持，并通过精神调摄提高对社会环境的适应能力，以维持身心健康，预防疾病的发生，并促进疾病向好的方面转化。
4.整体观与现代医学模式
医学模式是医学对人的生命、健康和疾病的理论认识，是医学科学领域中一切实践活动的指导思想。
    生物医学模式，是在生物科学的基础上，把人看作纯生物体，运用分析实验的方法，认为疾病完全可以用偏离正常的可测量的生物学变量来说明，从而形成的关于生命、健康、疾病的总的观点。
    现代医学的主要成就，都是在生物科学的基础上，运用“医学还原论”的科学方法而发展起来的。如依靠生物学手段，建立起特异性病因学；分子生物学的建立与发展，使医学对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认识深入到分子水平。故“生物医学”表达了现代医学发展的轨迹和赖以取得成就的科学方法论，概括了现代医学的总特征。
    随着科学的发展，生物医学越来越暴露出自身的局限性。由于生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把复杂的生命现象仅仅归结为物理、化学过程是不够的，社会的、心理的因素在生命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生物医学的明显缺陷是它忽视了人的社会属性，在它的框架中，没有给病患的社会、心理和行为方面留下余地。故在七十年代，医学界提出了医学模式的转换，将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转换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以指导医学的发展。
    中医学不仅认为人体本身是一个有机整体，而且认为人与自然、社会也是一个统一体。它以人为中心，以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为背景，用同源性和联系性思维对生命、健康、疾病等重大医学问题作了广泛的讨论，阐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精神与形体以及形体内部的整体性联系，认为人体自身的结构与机能的统一、“形与神俱”以及人与自然、社会环境相适应是其健康的保证，而这种人体自身的稳态及其与自然、社会环境协调的被破坏则标志着疾病的发生。因此，中医学在讨论生命、健康、疾病等重大医学问题时，不仅着眼于人体自身，而且重视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对人体的各种影响。在防治疾病的过程中，要求医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素问•著至教论》），既要顺应自然法则，因时因地制宜，又要注意调整病人因社会因素导致的精神情志和生理功能的异常，提高其适应社会的能力。
    以整体观念与现代医学模式相比较，可见中医学早就从宏观上勾画出了现代医学模式的全部构架，并且给这一现代医学模式增添了新的内容——天人一体观。
    （二）辨证论治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认识疾病和处理疾病的基本原则。中医学在认识和处理疾病的过程中，既强调辨证论治，又讲究辨证与辨病相结合。
1.病、证、症的基本概念
病，即疾病，是致病邪气作用于人体，人体正气与之抗争而引起的机体阴阳失调、脏腑组织损伤或生理功能障碍的一个完整的生命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损伤、障碍与修复、调节的矛盾斗争，亦即邪正斗争。疾病一般都有一定的发病原因及病理演变规律，有较固定的临床症状和体征，有诊断要点和与相似疾病的鉴别点。因此，疾病的这一概念反映了某一种疾病全过程的总体属性、特征和规律。如麻疹、水痘、感冒、肺痈、肠痈、痢疾、消渴等，皆属疾病的概念。
    证，即证候，是疾病过程中某一阶段或某一类型的病理概括，一般由一组相对固定的、有内在联系的、能揭示疾病某一阶段或某一类型病变本质的症状和体征构成。证候是病机的外在反映；病机是证候的内在本质。由于病机的内涵中包括了病变的部位、原因、性质和邪正盛衰变化，故证候能够揭示病变的机理和发展趋势，中医学将其作为确定治法、处方遣药的依据。如风寒感冒、肝阳上亢、心血亏虚、心脉痹阻等，都属证候的概念。
    证候反映疾病的阶段性本质，表明了证候的时相性特征。如肺痈（肺脓疡）在不同的病变阶段有不同的临床表现，出现不同的证候，当采用相应的方法治疗。证候反映疾病不同类型的本质，表明了证候的空间性特征。如感冒病分为风寒、风热、风燥、暑湿等几种类型，它们都可出现在疾病的同一阶段，一般不表示病变发展的时相性。临床辨证过程中，应充分考虑证候的时相性和空间性特征。
    症，即症状和体征的总称，是疾病过程中表现出的个别、孤立的现象，可以是病人异常的主观感觉或行为表现，如恶寒发热、恶心呕吐、烦躁易怒等（称症状），也可以是医生检查病人时发现的异常征象，如舌苔、脉象等（称体征）。症是判断疾病、辨识证候的主要依据，但因其仅是疾病的个别现象，未必能完全反映疾病和证候的本质。同一个症状，可由不同的致病因素引起，其病理机制不尽相同，因此可见于不同的疾病和证候。孤立的症状或体征不能反映疾病或证候的本质，因而不能作为治疗的依据。
    病、证、症三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病与证，虽然都是对疾病本质的认识，但病的重点是全过程，而证的重点在现阶段。症状和体征是病和证的基本要素，疾病和证候都由症状和体征构成。有内在联系的症状和体征组合在一起即构成证候，反映疾病某一阶段或某一类型的病变本质；各阶段或类型的证候贯串并叠合起来，便是疾病的全过程。一种疾病由不同的证候组成，而同一证候又可见于不同的疾病过程中。
2.辨证论治的基本概念
辨证论治，是运用中医学理论辨析有关疾病的资料以确立证候，论证其治则治法方药并付诸实施的思维和实践过程。
    辨证，是在认识疾病的过程中确立证候的思维和实践过程，即将四诊（望、闻、问、切）所收集的有关疾病的所有资料，包括症状和体征，运用中医学理论进行分析、综合，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及发展趋向，然后概括、判断为某种性质的证候的过程。由于证候是疾病过程中某一阶段或某一类型的病理概括，只能反映疾病某一阶段和某一类型的病变本质，故中医学在辨识证候时，要求同时辨明疾病的病因、病位、病性及其发展变化趋向，即辨明疾病从发生到转归的总体病机。
    辨病因：即利用病因理论分析疾病的症状和体征，推导出疾病发生的原因和机理，得出以病因命名的证候，为针对病因治疗提供依据。如病人出现恶寒发热、头痛身痛、无汗脉紧等表现，可判断为风寒邪气为患，证属风寒感冒。病因一旦辨出，证候随之确立，治疗也就针对病因处方遣药。对外感性疾病，辨析病因是辨证过程的首要的环节。但多数内伤性疾病，运用病因辨证的方法并不能找到直接的病因，只能根据疾病的临床表现推断其某阶段和某类型的病机特点以确定证候。如消渴病在其一定发展阶段可表现为肾阴亏虚的病机特点，临床就断定其为消渴病的肾阴亏虚证。
    辨病位：即确定病证所在的部位。不同的致病因素侵袭人体不同的部位，引起不同的病证。一般说来，外在病邪多侵袭人体之表，引起表证，然后由表入里；情志内伤、饮食不节、劳逸失度则易直接损伤脏腑精气，病变在里。辨明病变部位，既可推知致病邪气的属性，又可了解病情轻重及疾病传变趋向，因而对确立证候是非常重要的。如水肿病，若腰部以上水肿，或全身水肿而以头面、眼睑明显者，乃外感风邪所致，病属表，称为风水，治当发汗；若腰部以下水肿，以两腿为重而头面不肿者，多为脾肾功能失调所致，病属里，称为石水，治当利尿。病变部位不同，致病原因不同，因而证候有别，治疗也就不一样。
    辨病性：即确定疾病的虚实寒热之性。疾病是邪气作用于人体，人体正气奋起抗邪而引起邪正相搏的结果。邪正之气的盛衰决定着病证的虚实，故《素问•通评虚实论》说：“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然致病邪气有阴阳之分，人体正气也有阴阳之别。不同属性的病邪侵犯人体，人体相应的正气则与之抗争，导致不同类型的阴阳失调而出现寒热性病证，即所谓阳胜则热，阴胜则寒，阳虚则寒，阴虚则热。
    辨病势：即辨明疾病的发展变化趋势及转归。疾病一般都有其一定的传变规律。《伤寒论》把外感热病分为六个病期，以六经表示其不同的病期和发展趋势，其传变规律可概括为：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温病学家们则用卫气营血和上中下三焦表示温热病和湿热病的传变规律。对内伤杂病的传变，《内经》是用五行的生克乘侮规律来表述的，现在趋向于以脏腑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精气血津液之间的相互影响来表达。掌握了疾病的传变规律，可以洞察疾病发展变化及转归的全局。这不仅对确立证候在疾病过程中所处的阶段和类型大有裨益，而且对该证的来龙去脉，即上下联系也随之明确，因而提高了辨证的准确性。另外，在辨析疾病之传变中，应从整体观念出发，全方位考察，将自然和社会环境对人体的影响因素考虑在内。
    辨明了疾病的原因、部位、性质及传变规律，则可认清疾病过程中某阶段或某类型的病机特点，从而对疾病、证候作出明确的诊断，为治疗提供依据。
论治，是在通过辨证思维得出证候诊断的基础上，确立相应的治疗原则和方法，选择适当的治疗手段和措施来处理疾病的思维和实践过程。论治过程一般分以下几个步骤：
    因证立法：即依据已经辨明的疾病某阶段或某类型的证候，确立相应的治疗方法。证候是辨证的结果，也是论治的依据。只有确立了疾病某阶段或某类型的证候，才能针对该证候的性质确定具体的治疗方法。如辨明病属风寒感冒证，当用辛温解表法；病属风热感冒证，当用辛凉解表法。
    随法选方：即据证立法之后，随治法选择相应的治疗手段或措施，并予以处方。治疗手段，包括药物疗法和非药物疗法。药物疗法又有内服法和外用法之分；非药物疗法内容很多，包括针灸、推拿等法。处方，是在选定治疗手段的基础上，依据治法的要求，确定具体的治疗方案。如选用药物疗法，应开出符合治法要求的方剂及其药物组成，并注明每味药的用量、制作方法、服用时间及一次用量等。若选用针灸疗法，应开出符合治法要求的穴位配方以及针灸手法、刺激量、刺激时间等。在治疗同一证候时，可选用一种治疗手段，也可几种疗法联合应用。
    据方施治：即按照处方，对治疗方法予以实施。治疗的实施一般应由医务人员执行，某些情况下可由医生指导病人自己执行。
    辨证与论治是诊治疾病过程中相互衔接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辨证是认识疾病，确立证候；论治是依据辨证的结果，确立治法和处方遣药。辨证是论治的前提和依据，论治是辨证的延续，也是对辨证正确与否的检验。辨证正确，才能立法无讹，疗效自然显著。因此，辨证与论治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体现，是理、法、方、药理论体系在临床上的具体应用，因而是指导中医临床诊治的基本原则。
3.同病异治与异病同治
证候是疾病过程中某一阶段或某一类型的病理概括，具有时相性和空间性特征，因而一种病可能有多种证，一种证也可能存在于多种疾病中。在诊治疾病中，要掌握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的原则。
    同病异治，指同一种病，由于发病的时间、地域不同，或所处的疾病的阶段或类型不同，或病人的体质有异，故反映出的证候不同，因而治疗也就有异。如麻疹病在不同的疾病阶段有不同的证，故治疗麻疹病有初起解表透疹，中期清肺热，后期滋养肺阴胃阴等不同的治法。感冒病可因其病因病机和病人体质的不同而出现风寒、风热、风湿、风燥、气虚等不同的证候，因而有辛温解表、辛凉解表、辛润解表、益气解表等相应的治法。
    异病同治，指几种不同的疾病，在其发展变化过程中出现了大致相同的病机，大致相同的证，故可用大致相同的治法和方药来治疗。如胃下垂、肾下垂、子宫脱垂、脱肛等不同的病变，在其发展变化过程中，可能出现大致相同的“中气下陷”的病理机制，表现为大致相同的证候，故皆可用补益中气的方法来治疗。
    因此，中医学诊治疾病的着眼点是对证候的辨析和因证候而治。证同则治同，证异则治异，是辨证论治的精神实质。
4.辨证与辨病相结合
辨证与辨病，都是认识疾病的思维过程。辨证是对证候的辨析，以确定证候为目的，从而根据证候来确立治法，据法处方以治疗疾病；辨病是对疾病的辨析，以确定疾病的诊断为目的，从而为治疗提供依据。辨证与辨病都是以病人的临床表现为依据，区别在于一为确立证候，一为确诊疾病。
    中医学虽以“辨证论治”为诊疗特点，但临床上从来就存在着“辨病施治”的方法。特别是在中医学理论体系构建之初，证候的概念尚未从疾病中分化出来，就是以“病”作为辨析目标的，治疗也就依据病来施行。如《内经》13方基本上是以病作为治疗靶点的；《神农本草经》、《诸病源候论》等著作也多以具体疾病作为治疗目标，如以“常山截疟”、“黄连治痢”等。即便在近代，中医学在注重“辨证论治”的同时，也仍在运用辨病治疗思维。如对肺痨、肺痈、肠痈、湿疹、疟疾、麻疹、水痘、天花、蛔虫、绦虫病等的防治，主要是基于辨病的思维。因此，中医学的辨病思维与辨证思维是同时存在的，交织在一起而综合运用的。
    辨病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诊断疾病的过程，也就是通过四诊来采集有关病变的资料，并作相应的物理和生化方面的检查，然后分析综合所有有关疾病的材料，作出疾病诊断的思维和实践过程。疾病的诊断确定后，就要根据“病”来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治疗。某些病可用有特异性治疗作用的中药单方或复方治疗，如疟疾则可用常山治之，痢疾一般可用黄连、三颗针、马齿苋等治之，肠痈一般可用大黄牡丹汤治之等。但以一方一药治疗一种疾病，并非中医学治病方法的主流。
    在辨证思维过程中，以证候作为辨析目标反映了中医学诊治疾病的特色。但若只考虑证候的差异，即只考虑疾病的阶段性和类型性，不考虑疾病的全过程和全貌，要想认识疾病的某一阶段或某一类型的病变本质，必定是困难的，辨证的准确率也必定不会高。反之，若只将疾病诊断清楚，而没有运用辨证思维辨出反映疾病阶段性和类型性本质的证候，也难以实施有效的治疗。
因此，要发扬中医学的辨证论治的诊治特色，提高中医的临床诊治水平，提高辨证的准确率，必须坚持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诊治思路。运用辨病思维来确诊疾病，对某一病的病因、病变规律和转归预后有一个总体的认识；再运用辨证思维，根据该病当时的临床表现和检查结果来辨析该病目前处于病变的哪一阶段或是哪一类型，从而确立当时该病的“证候”，然后根据“证候”来确定治则治法和处方遣药。此即通常所说的“以辨病为先，以辨证为主”的临床诊治原则。对某些难以确诊的病症，可发挥辨证思维的优势，依据病人的临床表现，辨出证候，随证施治。
四、中医基础理论课程的主要内容
中医基础理论，是关于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思维方法的学科，也是阐释和介绍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思维方法的课程。该课程属中医学的专业基础课，为继续学习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中医临床各科及中医经典著作奠定理论基础。中医基础理论课程所涉及的内容，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核心部分。学习和掌握该课程的内容，对认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全貌是极为重要的。
    中医基础理论课程的内容，主要包括中医学的哲学基础、中医学对人体生理的认识、中医学对疾病及其防治的认识三部分。
（一）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主要阐释古代哲学的精气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及其在中医学中的应用，以及中医学思维方法的特点。
    精气学说，是古代先哲探求宇宙本原和阐释宇宙变化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精气学说认为，精气（气）是宇宙万物的共同本原，精气自身的运动变化，推动和调控着宇宙万物的发生、发展和变化。中医学以精气学说的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建立了整体观念，构建了以精为人体生命的本原，气为推动和调控生命活动的动力的精气理论。
    阴阳学说，是建立在唯物论基石之上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是古人认识宇宙本原和阐释宇宙变化的一种宇宙观和方法论。阴阳学说以“一分为二”的观点，来说明相对事物或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存在着相互对立、制约、排斥、互根、互用、互藏、交感、消长、转化、自和等运动规律和形式。中医学将阴阳学说用于解释人体，认为人体是由各种既对立制约又协调统一的组织结构、生理机能所构成的有机整体。
    五行学说，既是一种古代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又是一种原始而质朴的系统论。五行学说认为，宇宙万物可在不同层次上分为木、火、土、金、水五类，此五类不同层次的事物和现象之间的生克制化运动，构成了不断运动变化的世界。中医学以五行学说解释人体，构筑了以五脏为中心的五个生理病理系统，并阐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与自然环境的密切联系。
    中医学思维方法的特点，主要概括说明中医学理论体系构建过程中所有思维方法的共有特点：注重宏观观察，注重整体研究，擅长哲学思维，强调功能联系。
（二）中医学对人体生理的认识
主要阐释和介绍中医学有关人体生理方面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内容包括藏象、精气血津液神、经络、体质学说等四部分。
    藏象学说，是有关人体脏腑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核心理论。主要阐释五脏、六腑和奇恒之腑的形态、生理功能、生理特性、与形体官窍的关系及脏腑之间的相互关系。
    精气血津液神学说，主要阐释精、气、血、津液、神的概念、来源、分布、功能、代谢、相互关系及其与脏腑之间的关系。
    经络学说，是关于经络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及其与脏腑相互关系的理论。主要介绍经络的概念、经络系统的组成、十二经脉及奇经八脉等的循行与功能、经络的生理功能和应用等。
    体质学说，是关于人类个体体质差异的理论。主要介绍体质的概念、影响体质的因素、正常体质的特征、体质理论的应用等。
（三）中医学对疾病及其防治的认识
主要阐释和介绍中医学关于疾病的发生原因、发病机理、病变机制、预防和治疗的理论、知识和方法，包括病因、发病、病机和防治原则四部分。
    病因学说，是关于致病因素的致病途径、致病特点和致病规律的理论。主要介绍六淫、疠气、七情内伤、饮食失宜、劳逸失度、病理产物（痰饮、瘀血、结石）、外伤、寄生虫、药邪、医过等致病因素。
    发病学说，是关于疾病发生的机理和方式的理论。主要阐述正气与邪气在发病中的作用及各种发病类型。
    病机学说，是关于疾病的发展变化和转归机制的理论。主要阐述邪正盛衰、阴阳失调、精气血津液失常、内生五邪等基本病机，以及疾病的传变形式和规律。
防治原则，是关于疾病的预防和治疗的思想和原则。主要介绍治未病的预防思想及其与养生的关系，阐述治病求本的治疗思想和正治反治、标本缓急、扶正祛邪、调整阴阳、调理精气血津液、三因制宜等治疗原则。

自助助人

就这？再没了？